神農神話源於何處的文化記憶？（下）

【摘要】本文作者郭靜雲、郭立新運用自然環境、考古與文獻資料，並從文化記憶這一視角論述神農神話的發祥地。神農英雄之形象代表稻作文明關於其源頭的認識。古籍指出長江中游為神農故事的發祥地，而考古資料表明，該地確實經歷了從稻作萌生到文明起源的完整過程。創造稻作技術的彭頭山文化是獨一無二的完全放棄狩獵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其有很多特殊點，與伏羲神農的傳說相吻合：如彭頭山文化確實放棄“食肉飲血”和“衣皮毛”；他們“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民食五穀”、“揉木為耒”；“男耕而食，婦織而衣”，並有“製作為歷”。因此，神農為皇聖的傳說，很有可能隱藏著長江中游上古文明關於彭頭山文化的文化記憶。長江中游社會發展成為文明時，早已不能保持彭頭山文化這一源頭的“純潔性”，但不妨礙其將對遠古彭頭山文化的記憶，昇華為神農皇聖時代的理想。

【關鍵詞】神農；稻作起源；彭頭山文化；文化記憶；長江中游；

五、湘西北澧陽平原彭頭山文化的奇蹟

雖然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可以被稱為是新石器時代稻作發展地帶，但是考古學及古環境研究表明，栽培水稻的生活方式最早產生且根深蒂固的發祥地並沒有那麼廣大，而是以澧陽平原為核心地的彭頭山文化地區。在彭頭山文化之前，野生稻已進入華南地區初步定居人群的生活中；而彭頭山文化晚期以來，稻作聚落多見於洞庭平原，且聚落結構趨向於穩定，遺址出土炭化的早期栽培稻種的機率非常高，並且出現萌芽形態的水田，如田塊、田埂和排水溝等。也就是說，雖然人們早於彭頭山文化時期就開始利用水稻，但其生活發生轉折的關鍵期卻是在彭頭山文化時期。只有彭頭山文化才是完全放棄狩獵，單純依靠採集和網捕水中及水邊食物維生而完全定居，並致力於穩定地發展稻作農耕的時代，是最早也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案例。

神話故事與考古遺址類似，往往疊壓有幾個文化層，這些層面包含最早的文化記憶以及在傳說過程中增加的後世人的角度和理想，神農傳說也不例外。如果考慮此故事最初的文化記憶，它原則上應該溯源至彭頭山文化。但是被考古發現的彭頭山文化實際的生活方式如何？這個文化的真實面貌與後人眼中的神農“黃金時代”的理想有沒有交集？這是關鍵問題所在。

圖4澧陽平原：稻作發祥地

（一）從“為罔罟以佃以漁”到“身親耕”“揉木為耒”“民食五穀”

澧陽平原（圖4）“幾乎在每一處聚落的附近都有大小不一的河流。臨水而居是從彭頭山文化時期就已經開始的棲身方式。在澧陽平原的周邊，不是沒有山前臺地，但是在這些臺地上很少有新石器時代遺址，說明當時的人們必須選擇平原，並在臨水的低崗居住，這幾乎是平原地區稻作農業社會的唯一棲居模式。”

圖5 十里崗遺址出土的網墜

實際上，澧陽平原的先民並不是從彭頭山文化時期才開始靠近水邊活動的。舊石器晚期的烏鴉山文化也起源於小河流高岸邊。但在末次冰期時氣候乾燥，淺水水域少，淺水區動植物也少，所以人們也不能依賴這種食物，烏鴉山文化遺址所在之處，實際上離水系有一點距離，從相對地勢20～30米高的位置可以遠看河濱之處。烏鴉山文化人來到接近河流的山麓，應該主要是為了能下去喝水，以及身藏山林邊緣獵獲從林子裡面出來喝水的鹿等大型動物，也許偶爾射鳥、在水邊找鳥蛋或吃到蛙等靠水生活的小動物，因此烏鴉山文化有較小型的石器。但在末次冰期的氣候下，水邊資源並不是主要食物來源。其後，在氣候轉向較為潮溼的時代背景下，十里崗文化人已經比較穩定地在澧陽平原靠水的崗地上活動，甚至開始在小河與湖泊邊高出水面3～5米的低崗頂部安排生活據點。十里崗遺址發現大量用來射鳥、剝殼、刮鱗、剖腹魚蛙等功能的精細石器，這表明在當時人們的食譜中，鳥類和水生動物已經佔很大的比例。十里崗遺址沒發現魚鏢，但是發現一件網墜（圖5）。網魚是一種比打魚更穩定、也更發達的漁業作法，也是定居生活的指標。不過，彭頭山文化之前的十里崗文化，是否已經開始有部分定居生活以及網魚作業的問題，還需要等待進一步的發掘研究。

彭頭山、八十壋和其他近二十座彭頭山文化遺址目前也沒有辨識出魚鏢，但好像有一些漁網的部件，如八十壋遺址出土的木器中，有一種被稱為“砣形構件”的器物，以形狀來說，非常像浮標；以尺寸來說，應該不是釣魚竿的浮標，而是漁網的浮標；另外，該遺址還出土有繩索（圖6：1—4）。所以，他們很可能已發明用藤、麻編織的漁網，或許也用抄網來捕水生動物和水邊的鳥。在彭頭山文化時代，所有在後來新石器文化中所習見的技術都還沒有被髮明，所以人們沒有學習和模仿的物件，只能原創。就此而言，新石器早期是相當偉大的時代，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創造，從資源的消耗者轉變成工具的發明者。這種時代在後來的文化記憶中，被昇華為聖人英雄時代。其中，“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的發明，在文化記憶和文獻傳記中，被歸類為“伏羲教民”之功勳。

除了漁網之外，彭頭山文化人也發明了遊河與浮水的裝置。遺址中雖然沒有出土獨木舟，但出土了木槳，也出土了不同尺寸的磨製石錛，可以用來製造獨木舟或竹木筏子。彭頭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水生動物非常多樣，有各種魚骨、龜鱉等，而且除了淺水動物之外，還發現了清水魚種。這說明，彭頭山人已經不僅是在水邊蘆葦叢裡撈魚，而且會利用浮水工具去到河湖深處捕撈。

圖6彭頭山文化面貌

1-5。八十壋遺址出土：1竹索；2。麻繩；3。網墜型的石棒；4。浮漂型的木器；5。耒形器（長度92公分）；6。彭頭山遺址出土的陶鳥（一對）；7。八十壋遺址高臺建築祭祀區出土的陶鳥（一對）；8-12。彭頭山遺址出土：8。石錛；9-10。雙耳罐；11—12。印戳紋罐；13。八十壋遺址出土的印紋及刻劃紋釜；14。彭頭山遺址出土的戳印紋盆；15。八十壋遺址出土的陶缽。

從彭頭山、八十壋遺存來看，當時人們既到水邊或依靠舟輯採集芡實、菱角和蓮子，也到林邊採集水果以及其他在地層裡很難辨識的菌、果、草、根莖等。彭頭山文化人食譜中植物種類特別多，包括豆類和果類，如桃、梅、野生葡萄、黑棗、刺莓等，以及上述水生植物等。可見，長江中游平原地帶新石器早期食用植物在食物中的比重很高，且其中既有采集的各種可食的果、根、莖、葉，亦有栽培的水稻。遺址中發現大量稻穀、稻米和其它植物籽實，其中半馴化的水稻比重顯然最高（圖7）。

在八十壋、杉龍崗等彭頭山文化遺址內，炭化稻穀出土於疑似“水稻田”的遺蹟中（圖8）。這種遺蹟似是人工改造利用諸如小溪河道、湖沼邊上的低平灘塗地進行稻作的水田，屬於稻田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將自然低溼窪地如舊河道、低谷、湖灘等微凹地略加改造而用作稻田，並利用雨水和地下水直接栽培或移栽，將雜草作為草畦加以利用。

圖8 八十壋遺址疑似水稻田遺蹟遺蹟中出土的炭化稻穀

同時我們也可以考慮，人們用溪流底部淤泥種稻，可能需要對微地形進行少量改造以適應水稻生長。彭頭山文化遺址在淤泥裡發現了一些頗為殘缺的木器，其中有一類數量比較多，“材料都採自一種質地較硬的樹枝或板材，刃端稍事加工，器身一般為樹枝的自然形狀，形狀不規整。個別經過人工刨磨，形狀較規範。該類器並非典型木耒，因其形態與耒近似，並可能具有‘耒’的功用。故暫以‘耒形器’稱之。”我們不能肯定地說這些木器一定是什麼，但從形狀來看，其確有可能用於耕地翻泥。所以這很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耒”，只是其型制上的功能化發展尚處於摸索階段，遠談不上典型化和規範化（圖6：5）。耒形器除可用來翻泥和鏟泥外，或許還能用作搬泥的工具，因為需要搬動泥巴以便將田面整平，並整修蓄水的田埂。不過，或許當時還用人踩踏淤泥，或用類似於古埃及的“牛耕方法”，趕牛在泥中奔跑，因此並不需要其他工具。

雖然彭頭山文化的稻田技術相當原始，稻種也仍處於馴化過程中，但是呈現出來的社會生活面貌，已經初現農耕社會的特徵。就那個時代的標準而言，彭頭山文化遺址的規模和文化的成熟度，已處於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其稻作經濟已達到一定規模。可見，澧陽平原新石器早期的先民，已從定居、採集、水邊捕撈的生活方式，快速發展到以農耕為基礎的完全定居的生活。

如果用神話的語言表達，這就是神農“身親耕”和教“民食五穀”的成果，即教人們自己生產其基本的食物。在整個中國歷史地圖上，除了彭頭山文化之外，未見同時期有同類生活的遺蹟。前文所引伏羲“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能殖百穀百蔬”“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等記錄都相當符合彭頭山文化的面貌：水中、水邊的植物和動物是他們的食物。他們用繩作罔罟以漁，網羅龜鱉蝦蟹等水中動物；他們採集水中菱角、芡實和蓮子，並揉木為耒以植於稻田。

（二）從“食肉飲血”“衣皮毛”到“男耕而食，婦織而衣”

新石器時代黍作、粟作文化依然以獵獲肉食為主，植物性食物的比重低得多，遺址中往往出土很多鹿骨鹿角和豬骨豬獠牙等主要狩獵物件的遺存，人們用獸骨、獸角、獸牙作工具，用獸皮作衣毯。不用說粟作地帶，同樣從事稻作的長江下游跨湖橋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遺址中，野豬、鹿、牛骨也很多，說明在其食物來源中，獵獲的比重依然很高。淮河流域的賈湖人還隨葬狗，說明這基本上是獵民文化，不過賈湖人射鳥、漁獵也很發達，從他們將米酒用在喪禮中可知其會釀米酒，由此可見其也從事粗放稻作。在這方面，彭頭山文化表現出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這一群在新石器早期開拓澧陽平原的人，以水裡與水邊植物和動物維生，同時離山林中的狩獵生活愈來愈遠。

很明確的證據就是，彭頭山文化遺址中幾乎沒出土大型動物的骨頭，同時卻發現很多魚骨以及水邊鳥類的碎骨。既然這些細小骨頭都能儲存下來，那麼這說明大型動物骨頭不是沒有儲存下來，而是本來就沒有。由此得知，彭頭山人不再獵野獸，只是網魚和捕鳥，鳥類主要是雞、鴨、鵝等。由於彭頭山文化石器中很少有可用作獵器的石器，也沒有獵民常用來射鳥的骨鏃，而鳥類骨骼卻很多；所以或許可以假設，彭頭山人不射鳥，而是網鳥，並有可能一步步慢慢開始馴養雞、鴨、鵝等易馴化的鳥類。

另外，我們從考古遺物觀察，彭頭山文化遺址中都沒有出土骨器。這在整個新石器時代都屬於極罕見的情況，遺址中能儲存木器，卻沒有骨器，不僅是骨鏃獵器，其他骨器也未見。這顯然是因為，彭頭山文化人的肉食來源只是那些骨頭細碎而不堅固的鳥類、魚類等動物，這些骨頭並不適合用來作工具。所以，彭頭山文化是極為罕見的不以狩獵為生活基礎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其社會放棄了獵獲大型野獸，不飲血，不吃大型野獸肉，不穿皮毛。這些人自己管理、創造和生產自己的主要食物。彭頭山文化人的這種對於生活方式做出革命性改變的行為，就好比神話中所描述的，人們原來“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這種現象是偶然巧合，還是神農神話真的蘊涵著關於稻作創造者的文化記憶？

另外，既然彭頭山人不獵大型野獸，是故他們也沒有獸皮衣可穿。同時考慮到彭頭山文化遺址還出土了藤索、麻繩和用蘆葦編織的席子以及其他編織物，他們很有可能也是最早開始用麻編織衣被的族群。前引之文獻中記載神農神話恰好亦有言：“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當然，手工編織不僅僅只是彭頭山文化所獨有，其他文化也有，只不過時代較晚，而且其他地區並沒有放棄狩獵，所以依然衣用獸皮，並用獸骨作鏃等獵器。如半坡、河姆渡等遺址都有人們穿皮毛的遺蹟，而基本上不再從事狩獵的彭頭山文化，很難得到獸皮，故以植物編織為主。因此，長江中游紡織業的發展快於其他地區，由於其出現時代早，經歷時間長，其產量、品質應都超越了同時代其他地區。

長久的歷史表明，彭頭山人曾經做的這種獨特的選擇，為自己的後代塑造了穩定生存的基礎；在其他半獵半農的新石器文化失傳而離開原來生活範圍之後，彭頭山文化的傳承者們依然在長江中游平原致力於發展稻作文明。彭頭山文化人全面定居，依靠自己周邊水土維生，由此東亞歷史上可能最早衍生了“家鄉”的觀念，也因此有機會使最初的小社會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地擴大和擴充套件，從當初小社會的“家鄉”觀念，逐漸拓展、認識和形成為大型社會中的“領土”觀念。當然，彭頭山文化人並不會瞭解和考慮那麼遠的後代關係，他們只是在定居後，開始安排以便讓自己定居的“家鄉”變得更為方便、安全、穩定和優裕。

（三）全定居的聚落髮展及統一的結構

1、四季全定居

從考古資料我們進一步瞭解這一最早的稻作社會的穩定生活，彭頭山人居住的房屋有兩種：地面式與半地穴式。筆者認為，這兩種房屋適合做季節性用途：在較暖和的半地穴式房屋裡過秋冬；但是到了春夏，雨水增多，同時河流春汛也發大水，地下水位上升，半地穴式房屋潮溼，所以搬到地面式房屋居住。這說明彭頭山文化人已經全部定居於穩定而系統的聚落。以八十壋遺址為例，甚至可以考慮聚落裡過冬的房屋少於春夏季房，或許是因為冬天時人們密集地生活於室內，以增加屋內的暖和程度。另有幹欄式的房屋以及中心位置的高臺式建築。這個聚落的建築全面滿足了完全定居的各種生活需求，這些建築樣式有：近水的幹欄式、保暖的半地穴式、一般性的地面式，以及在主要位置做特別保護的高臺式。發掘者認為，高臺式房屋有特殊作用，可能是用於聚落內共同的祭禮活動。

在澧陽平原兩個遺址中，曾經發現過在彭頭山文化之前的半地穴式房屋；而彭頭山文化之後，因為氣候變得更潮溼，特別是從距今約8000年以後水位快速上升，導致彭頭山文化的繼承者皂市下層文化不能再用半地穴式的房屋，反而在地表上有時候需要堆加土臺。因此，他們選擇在鄰近的崗地重新建聚落，慢慢搬過去，以繼續穩定地生活。皂市下層人的食譜、聚落選址與生活方式以及主要技術，都表明他們是彭頭山文化人的直接後裔，他們繼續發展和提升農耕生活。皂市下層文化遺址多於彭頭山文化遺址，是因為安全生活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人口增長；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周圍部分獵民模仿和跟著先行者們而選擇下山定居，行農漁生活，匯入到皂市下層文化體系之中。依現有資料，彭頭山文化的空間侷限於約700平方公里的澧陽平原（圖4），但接續的皂市下層文化所在地域範圍已開拓至接近2萬平方公里的洞庭平原。

2、四方與四季

人們來到平原棲居並逐漸依靠農作的生活變化，必然影響到其觀念的變化，尤其是空間觀念。山間狩獵人群的空間感逶迤曲折，依靠可參照的標定點指南而選擇路徑；平原的空間寬闊，想掌握平地空間的人們，需要將空間在自己的觀念裡規律化。將平地的自然空間規律化的方式，便是以日出（東）、日落（西）、日中（正南）、夜中（正北）等四個日常在平原生活所觀察的方向，將空間分為“四方”，再分四方為八方。在山地的空間裡八方的角度不直，更難有“中央”的概念。因此，四方、八方空間觀是生活在平原地區的人，才會出現的觀念。八十壋遺址村落佈局的規律，已含有四方及中的結構。直至皂市下層文化，中央及八方結構的時空，已可見刻於白陶禮器上，這是後來普遍流行的八角星圖的源頭。

由於日出、日落只有在春分、秋分時，才直指東、西的方向，而二分的時間恰恰是春秋季節的中心指標，這對依靠農作的人們十分重要。靠耕田稼穡為生的農人，最清楚地瞭解，春生秋死、終而復始的規律，而這一時間規律離不開方向。因此，平地農民的春夏秋冬、四方八方觀念，自然而然地配合有農耕季節的規律性。這就是新形成的農耕族群的時空觀念，蘊含著農耕季節的歷法基礎。

有不少學者認為：“遠古的農業民族中，曆法尚不發達，人們紀時往往依靠觀察各種物候現象，如‘青草返青’、‘江魚上水’，各種農作物的生長週期等，這時是處在物候歷階段。”這種觀感過於低估了早期農民的知識能力。若不掌握預算四時的知識，很難有穩定的農耕生活。以歷時觀念來說，“以物候紀時”的現象大概符合農耕出現之前的情形。到了農耕文化階段，人類若不能準確掌握歲時節氣，恐怕難以仰賴農業維生。在自然界經常有冬季或早春的臨時暖化，草苗出來，但過段時間又凍死的現象。如果僅依靠這種現象觀察而耕地，年收的風險大，一定要準確掌握季節的迴圈，而這隻能透過觀察天象才可得知。

換言之，農耕曆法結構，才是穩定地依靠農耕生活的基礎。基於此，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發現天象規律與季節迴圈的相關性。目前也有許多研究，採用天文科學的方法證明，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已具有掌握天象變化規律的基本能力。尤其是二分二至的歷法概念，明顯發源自最早的農耕社會。考古資料表明，二分曆法源自彭頭山稻作文化。這乃符合前引《淮南子》等文獻所表達：“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谷，祀於明堂。”

當然，我們沒辦法知道，何以在漢代文獻中出現如下認識：“古者包犧、神農製作為歷。”或許這種說法完全是依照漢代人自身基本經驗和邏輯而猜測復原古事，但這種“復原”符合農耕社會發展的脈絡，符合長江中游平原新石器早期以來的稻作文化遺存所反映的事實。彭頭山文化晚期、皂市下層文化依靠農耕曆法維生，這已毋庸置疑，二分曆法雛形則應溯源至更早的彭頭山文化早中期。

雖然我們沒有非常直接的證據，呈現彭頭山文化人如何觀察天，但是有幾個間接的指標，其中四方、八方結構最明顯。另外，彭頭山、八十壋聚落中心和高臺建築區都發現一對陶質小鳥，形狀像鴨子（圖6：6-7）。長江中游平原早期農民崇拜一對小鴨之類的鳥，而不是強大的鷙鳥。這一現象不僅顯示了長江中游平原地區居民的崇拜物件是在天空，而且更直接表達了對候鳥所代表的季節週期更替的崇拜。這一形象後來經過高廟文化人的傳播，成為雙頭鳥形象而出現在長江地帶廣大範圍內。鑑於此問題涉及廣大時空範圍內精神文化複雜的演化過程，筆者擬於日後專門討論。至於雙頭鳥形象的原初本義，應是二分季節的鳥神，屬於農耕曆法的關鍵禮器。這些鳥型禮器指涉某種形式的崇拜天的活動，可能由表達季節的候鳥（可能是鴨子）取象而造型。古人崇拜天同時包含有“祭時”的意思：求春生、求秋收。

彭頭山文化社會明顯有精神文化活動，並製造禮器。其中一種是帶鏤孔紋、刻紋、壓印紋的陶祖禮器。這些陶器將本土與社會祖先合為一套概念，代表聚落共同的禮儀活動。在部分陶祖禮器上出現後來很流行的“四分紋”。彭頭山文化另有石棒、陶棒型的禮器，其信仰意義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明顯可以看到，該社會有以信仰為核心的組織結構，且彭頭山文化各個聚落信仰體系一致，還被本地後來文化所傳承。在這種信仰體系中，明顯可見祖、中、四方這一套概念。

圖9墳山堡遺三期帶八角星圖的黃白陶器蓋

彭頭山人有“四方”概念是因為有“中央”概念，沒有中心，不能有四方。將自己的聚落視為“中央”的觀念結構，在墳山堡遺址出土的器蓋上表現得最清楚：其圖案為內以三個同心圓（器蓋把手）、外圈施以八角星形的結構（圖九）。八方的空間以圓形的中心來定。長江中游從彭頭山文化以來開始出現環壕聚落，彭頭山時期這些聚落均為不規整的圓形，皂市下層文化遺址大部分是規整的圓型。這些規整的圓形壕溝聚落，到了大溪時期發展成天下第一座城──城頭山城，其後圓形城市成為長江中游早期城市的典型樣式。這代表這一套時空觀念和對本土地方的認同一脈相承，其在澧陽平原肇啟以後，並沒有失傳過，後來成功地擴充套件到了整個長江中游平原。其背後的二分二至農耕曆法結構，應該也沒有被後人重新發明，而從彭頭山文化一以貫之地傳承下來了。

3、壕溝：保護、養活與交通

彭頭山文化聚落是迄今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環壕聚落，經常有與古河道相關聯的土圍、壕溝，如八十壋、杉龍崗等。前文討論，環壕形狀含有居民把自己的聚落視為四方之間的“中心”觀念，但是彭頭山文化人修建環壕的動機，顯然不在於精神文化方面，而在於生活方面的實際需求。筆者贊同彭頭山與八十壋發掘者的看法，認為環壕的作用有二：與防禦野獸和管理水系有關。

人們原本生活在山林，在巖洞裡安排棲息之處，在洞口用火堆擋住猛獸，使人們有相對安全的空間。在冰消期離開巖洞的族群，如果其目的是為了能在寬闊的平原上長期生活，那麼，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保證村落安全和子孫安全。尤其是當這些族群開始生活於有稻叢的水邊時，這裡有很多鳥飛來吃谷或吃魚，各種野獸也來喝水，特別是愛水的鹿；因此，也經常會有猛獸跑來獵鹿、獵其它獸禽。也希望在這種生態豐富的環境裡定居的彭頭山人，發明了新的自我保護的辦法：滿水的環壕。大部分猛獸不會游泳，這樣人們將自己定居的村落改變成為一個安全島。

彭頭山人會特別擔心哪種野獸來威脅他們的生活？當然，這首先是吃人肉的猛獸，如老虎等。老虎會跑來水邊獵鹿，本身已放棄狩獵的人們，已經並不需要鹿來他們的房屋邊喝水，也因此而規避隨鹿而降臨的猛獸的風險。此外，在人工環壕內定居的人們，或許已經不只是網獵水邊的鳥，而可能開始馴化野雞鴨鵝等。如果是這樣，他們也需要用環壕保護自己的家禽，避免猛獸侵襲。

除了肉食猛獸之外，彭頭山文化農漁民可能還會擔心野豬進來。對獵民來說，野豬若進村正是抓住獵獲的好機會，但澧陽平原人已經放棄獵豬，而著力種水稻。聚落裡儲存的稻穀是吸引野豬的食物。現代人習慣性地認為，養豬是適合搭配農耕的生活方式，但忘記此乃經歷幾千年間馴化豬的漫長過程的結果，而並不符合早期野豬馴化時代的情況，兇烈勇強的野豬被馴化後才變成好管理的溫馴的家豬。栽培植物與淡水漁業或馴化水邊的鳥類的生活互補搭配，但是栽培植物與同時馴化野豬的生活方式互相矛盾。如果人們以馴化農作物維生，他們就不可能同時圈養及馴化野豬，因為在當時還沒有足以能被人控制的野豬或半馴化的豬；而將野性的豬貿然圈養在聚落裡是極不安全的，因為聚落裡面和周邊有人們賴以生存的糧食作物，野豬會破壞農作物，使其絕收而使人們沒有糧食可吃。生活在有野豬的森林邊的農民都知道：野豬是農作物的天敵。因此，從事栽培糧食的早期農民，應該更加有這種經驗。依靠農作維生的彭頭山先民不再獵野豬，也不崇拜野豬（在狩獵文化中野豬通常象徵著勇氣和力量）。他們將重點關切放在如何保護村落和稻田，反而只會驅趕、防止野豬侵入人的生活範圍以免造成破壞，形成了遠離野豬和狩獵的定居農業文化。

除了防止野獸功能之外，環壕還有一種關鍵作用：這是稻作水利系統的雛形，從挖環壕開始，稻作農民開始一步一步地積累和發展管理水的經驗，修堤、挖溝而逐漸發展灌溉農業。同時，環繞村落的壕溝形成連通河流的交通網，使四季定居的人們，可以方便地進出村落，從外面運進其他資源，或與其他村落交流。

圖10八十壋環壕聚落

從長江中游環壕聚落髮展的脈絡來看，彭頭山文化人挖壕溝，簡單地將土堆在邊上就象土圍一樣，但卻應該沒有土圍的功能。皂市下層文化人在自己的村落周圍所挖修的環壕更加整齊，而從壕溝裡挖出的土已不再堆積在溝邊上，而是用來在村落建築下堆積墊高土臺。在一脈相承的發展過程中，村落結構、環壕、水路交通等變得越來越系統（圖10）。

到了大溪文化時，已普遍有水門、碼頭，有些遺址開始以城牆保衛其中心區。這是從彭頭山文化以降，農耕聚落的發展脈絡，是穩定稻作生活所衍生的東亞最早的文明及古國體系。大溪時期誕生的“城市革命”，實濫觴於本地稻作農業文明。因此該文明的人們，很有可能還保留著關於其農耕生活起源時期的文化記憶。如果他們的社會認同像神農這樣的英雄，同樣也就會認為神農皇聖教民食谷是其社會的理想源頭。當然大溪文化時期經過與周鄰獵民交換，農民也能吃到獵獲；而且，大溪文化的人群，除了那些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下山開拓平原的最早的農民後裔外，也包含後來陸陸續續下山開始定居生活，改變其生活方式的獵民的後代。換言之，大溪文化時期，當地社會本身已經不符合神農黃金時代的理想；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形成對這種理想的回憶並繼續留傳給後裔。

（四）總結

觀察彭頭山文化人的食譜，有很多植物性食物、水生動植物、水邊棲息的鳥類、水稻。觀察彭頭山文化的遺物，沒有獵器，沒有用大型動物骨頭製造的骨器，但有各種木器，其中有形狀像原始的木槳、木耒的器物，並有浮標，有繩子、席子。這均說明，彭頭山人幾乎不吃大型野獸的肉，不穿皮毛，耕地、網魚、網鳥、養鳥、採集等，編織麻、藤、蘆葦作衣被和用具。觀察彭頭山人的聚落，這是已經系統化的完全定居的社會，著意安排和保護聚落的安全，聚落內部格局穩定而有規律，開始發展治水設施。觀察彭頭山文化的禮器，也顯示其崇拜本土社會的共同祖先，有中心與四方的時空模式，已有二分曆法作為農耕的基礎。

換言之，彭頭山文化全面符合文獻所傳記的伏羲和神農時代的理想：包犧（伏羲）“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神農“身親耕”“揉木為耒”“；包犧、神農製作為歷”；民眾放棄“食肉飲血”，不再“衣皮毛”“；民食五穀”；“男耕而食，婦織而衣。”這種完全放棄狩獵的新石器早期社會在世界史中都極為罕見，在東亞地區，彭頭山文化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例子。

日積月累，長江中游平原人口大量增加，定居稻作文化範圍百倍擴充套件，容納多樣的生活群體，並發展交易，社會中也開始有衝突和競爭，為資源與權力而爭鬥。因此在後期已經不能保持像彭頭山文化時代源頭那樣的“純潔性”，但並不妨礙後人將來自遠古的彭頭山文化的記憶，昇華為皇聖時代的理想。

結語：假設彭頭山文化為“神農時代”文化記憶之基礎

總體而言，雖然歷史神話包含有一些文化記憶的種子，但若借用歷史神話來解釋考古文化，企圖實際釐清這是何時何地的文化記憶，則非常困難。但我們是否需要完全忘記這些幾千年傳下來的神話？筆者曾提出，當且只有當已經能夠透過可靠的一手史料復原出古史的基本框架的情況下，不妨以此作為座標和參照，去照亮和釐清傳世文獻和神話體系中那些已經被嚴重擾亂的地層；如果運氣好，在經過多層面、多方面的考慮之後，方可能有機會將某些考古文化與某些神話故事做假設性的聯接，找到後者源自上古記憶的成份。是故本文寫作的機緣，正是建立在筆者對東亞從“藍色革命”發生至國家發生整個過程的整體觀察與思考的基礎上。

本文著重論述神農皇聖是教導人們放棄狩獵轉身為農的神話英雄。返觀世界神話可知，雖然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以灌溉農業為基礎，但在神話中卻極少見到將農神視為文明之始祖者，只有古埃及歐西里斯和中國的神農如此。這使我們考慮，原來與神農有關的信仰觀念可能並不像現在能看到的那麼簡單，其可能代表著某一個曾經繁華的上古文明，跟古埃及一樣早已滅絕、失傳。後來又在幾千年傳承的過程中，經過多次轉手，神話故事失去原來很多獨特的內容，現在已難以復原。

本文從“文化記憶”這一概念以及文化記憶傳承的指標來探索神話故事的發祥地。筆者認為，能形成並傳下神農這種神話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原創的農耕文明，長期在一個區域內發展，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後，從早期故事傳說中抽出自我認同的要點，即關於自己文明起源的認識，然後將神農皇聖具象化。是故，創造神農神話者，不可能是小部落，一定曾經發展到大範圍的農耕區域。只是因為此文明曾經掌握大空間範圍的影響力，在它消失之後，它的一些故事仍假他者之手而傳至漢代，且被修編合併到一套大一統的中國神史中。從上述基礎性的理解出發，才可以分析早期農耕文化的考古遺蹟，嘗試釐清神農這一形象的原型可能源自何處。

經過文獻分析，可以從中抽出該神話的核心所在。神農在發明農耕的同時，呼籲人們不再吃大型野獸的肉，因此也不再穿獸皮，用植物編織衣被。在神農之前，伏羲教人網魚，所以人們可以魚肉取代獸肉。伏羲和神農的智慧在於瞭解大自然規律，知道各種植物的功用，並確定曆法。

這種神話結構很系統，但是在世界歷史中，很難發現有完全放棄狩獵的新石器文化。因此原來學者們所提出的關於神農神話來源的假設，都不符合該神話內在的精神，尤其是大部分學者把神農視為粟作起源的英雄。由於粟作產量不高，從事粟作的華北地帶所有新石器文化的面貌，都表現出以狩獵為主要生計而以農業搭配狩獵的情況，並保留有崇拜超級力量的狩獵英雄的遺存。所以像神農這種呼籲人們不吃野獸的肉、不穿獸皮的人，很難成為華北地帶的英雄。

傳世古籍關於神農生活地望的傳記，更多指向長江中游平原地帶，即稻作文明之發祥地。客觀評估可知：長江中游的自然環境土肥水多，氣候溫潤，水網豐富，在較小的範圍內即可滿足自己對食物的需求，且可由水邊的低窪地逐漸認識水稻；澧陽平原在洞庭平原的西側，從舊、新石器之際人們已開始在水邊定居，這是稻作的發祥地，而且考古表明此地從稻作萌生一脈相承地發展到穩定成熟階段；到了距今6000多年前，稻作社會開拓了整個長江中游平原，從而衍生了東亞最早的國家文明。因此長江中游地區確實完整地經歷了從稻作萌生到文明起源的過程，其它地區都沒有那麼完整的傳衍體系。況且，從文明發生以來，本地文明也繼續發展，經過不同國家的興衰，最後成為先秦楚國文明。因此考古資料與古籍相吻合，關於神農黃金時代的文化記憶，確實有可能源自長江中游。在楚國神話化的歷史中，神農或許被視為顓頊之前的南楚皇聖王。而在老子語錄中仍可見統治者取象於農夫的理想。

本文進一步分析長江中游考古文化體系後發現，始創稻作技術的彭頭山文化，是一種獨一無二、非常完善的新石器文化，與同時代甚至更晚時期其他地區新石器文化相比，彭頭山文化堪稱奇蹟。彭頭山文化很多特殊點，都與神農傳說相吻合：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在新石器早期就已完全放棄狩獵、放棄“食肉飲血”，不再“衣皮毛”；“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民食五穀”“揉木為耒”；“男耕而食，婦織而衣”，並“製作為歷”的農業定居社會，這種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放棄狩獵的社會在全世界也極為罕見，而東亞地區目前只知有彭頭山文化。

因此，神農為皇聖的傳說很有可能隱藏著長江中游上古文明關於彭頭山文化的文化記憶。在長江中游發展出國家文明時，早已容納了其他族群，人們既吃米，亦吃野獸的肉，社會不平等，且開始有衝突和鬥爭，所以早已不能保持彭頭山文化這一源頭的“純潔性”，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將對源自遠古彭頭山文化的記憶昇華為神農皇聖時代的理想。

［收稿日期］2020-09-10

［作者簡介］郭靜雲（Olga Gorodetskaya），歷史學博士，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業領域為先秦史、新石器與青銅時代考古、先秦出土文獻；郭立新，考古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業領域為先秦考古、社會文化人類學及文化遺產。

原文刊於《中國農史》2021年第1期，為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註釋，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