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刑，光是知道數字還不夠

我們會要求陪審員面對一些極為困難的問題，但是為什麼同時卻又禁止他們思考其他的問題？要不是我們對陪審員能做什麼的看法相當混亂，不然就是司法制度的設計是為了律師、法官，以及其他靠混亂起家人士的特定利益—就像律師仰賴的是陪審團程式中最微小的混亂而能提出上訴，或者是像法官仰賴證據的秘密規定而使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指示陪審團忽略他們在法庭外聽到任何東西的法官，就好比是司法體系下的工會電工，這些電工不讓任何人碰觸電燈的開關。如果人們開始碰觸電燈開關，就會減少電工的工作機會；如果陪審員開始自行收集所需的資訊，就會減少法官的工作機會。經濟理論已經提出預測，特定的利益團體將嘗試操縱職場的規則，以使他們自己成為不可缺少的一分子。

所有人都知道工會的強迫僱傭制，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複雜的立法—由律師所草擬—也只有律師能看得懂。但是大多數人似乎沒有看出，法官們也發展出證據的秘密規定，以維持對法官的需求你可能會認為如果不是法官控制資訊的流量，陪審員可能會淹沒在一堆不相關的資訊裡。但是透過由律師（以現金）支付過度使用法庭的時間，將是這個問題最有效率的解決方式。假定陪審員有能力分辨好與壞的論點，律師就沒有必要浪費時間上演許多不相關的雜耍表演。正確的目標是讓所有人擁有正確的誘因。對陪審員而言，這代表做出好與壞的判決會有賞罰之分。對法官而言，這代表打破他們的司法獨佔權—決定法庭中哪些事物是與案情有關的。

對律師而言，對他們收取佔用法庭時間的費用，使他們不再浪費時間設法多方說服陪審團。同時也別忘記，誘因是整個刑事司法體系的目的：我們設法為犯罪行為創造的誘因（正確的說法是反誘因）。大體上而言，罪犯必定是喜愛風險的人；否則他們寧可幫人洗車而不會成為罪犯。大體上而言，玩樂透的人也必定是喜愛風險的人；否則他們會買公債而不會買樂透彩券。你可能會認為罪犯與樂透愛好者通常是同一批人。這可能是一種錯誤的結論。畢竟，喜愛風險的人喜歡將他們所有的雞蛋擺在同一個籃子裡，這意味著他們追求的是犯罪或樂透中的一種，但不會同時追求二者。

因此，如果你希望瞭解是什麼原因吸引人們犯罪，最好先了解是什麼原因吸引人們從事高風險的活動，所以我們應該先了解是什麼原因吸引人們購買樂透彩券。樂透彩券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高額獎金或（相對）高的中獎機會。如果你舉辦一項樂透，而你準備付一千萬美元的獎金，你可以提供一個一千萬美元的獎項或是十個一百萬美元的獎項。請問哪一種方式比較吸引人？通常應該是前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樂透迷寧可以比較低的機率贏得比較高的彩金，也不要以比較高的機率贏得比較低的彩金。那是因為寧可選擇以比較高的機率贏得比較低的彩金的人，會偏好將錢擺在銀行做定期存款，也不會購買樂透彩券。

因此如果你想將樂透的吸引力提高，最好是將彩金加倍，而不是將中獎人數加倍。講得更精確一點，將中獎人數加倍對於永遠不會購買樂透的人較具吸引力，而將彩金加倍將對那些實際上會購買樂透彩券的人更具吸引力。對樂透有效的方式同樣也適用於賽馬，我的賭馬顧問渥爾夫（Maury Wolff）證實三連勝的賭馬票，也就是能以非常小的賭金贏得非常高的彩金，通常是賽馬場中最受歡迎的賭馬票（也是賽馬場最主要的利潤來源）。那麼為什麼賽馬場會持續提供彩金二美元的賭馬票？根據渥爾夫指出，這是因為三連勝的大獎贏家通常會將獎金帶回家，而贏得二美元彩金的贏家通常會繼續賭下一場。

這對賽馬場業主造成一種很有趣的抉擇，雖然這點與我們的主題沒什麼關係，但是重點在於賭客喜歡大獎與低中獎率。現在我們將同樣的道理應用在嚇阻犯罪。在大多數情況下，罪犯寧可選擇就逮機會較低的重罪，也不願意選擇就逮機會較高的輕罪。那是因為偏好就逮機會較高的輕罪者，通常已經從事一些像是建築或採礦的工作，而不再從事犯罪。因此如果你希望降低犯罪對罪犯的吸引力，最好是將定罪率加倍，而不是將刑期加倍。將有期徒刑罪犯的坐牢時間平均增加10％，犯罪率將會下降。將定罪率提高10％，犯罪率將會下降更多。如同任何風險的喜愛者，罪犯喜歡靠運氣，因此當就逮機會大增時，就會嚴重打擊他們計程車氣。

如果刑罰無法嚇阻犯罪，實施這些刑罰就沒有什麼意義。幸好此等刑罰很有成效。以死刑為例，每次當我聽到政客們重複述說死刑的嚇阻效果沒有實際證據時，都會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確沒有證據顯示當人們「立法制定」死刑時具有嚇阻效果。但是「執行」一次死刑時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三十年來，多種經濟期刊已經發表大量嚇阻效果的證據—當每一次死刑實際執行後，可以預防八次至二十四次的謀殺不等。一九七零年代中期，艾爾力克教授（Issac Ehrlich）首開先河地展開以精密的統計方法評估定罪與刑罰的嚇阻效果。最近他與劉志強教授（Zhiqiang Liu，音譯）合作，再度展開此領域的研究，不但反駁批評最力的對手，同時提供能支援他原先結論的證據：當定罪率每提高1％時，謀殺率就會下降1％，當死刑執行次數每增加1％時，謀殺率約下降0。5％。

如理論上預測的，刑罰的輕重確實攸關嚇阻犯罪的成效，但是定罪率的高低具有更大的影響。我十分感謝艾爾力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因為我在教室裡用這些研究成果對學生證明三個重點。第一，誘因攸關重大，即使是謀殺也一樣。第二，經濟理論預測—資料也確認—部分誘因比其他誘因更有效果。第三，如果你想給出政策建議，光是知道你的數字還不夠，你必須有你的價值觀。雖然艾爾力克教授說服大多數經濟學家死刑的確有用，但他本人卻是位強烈反對死刑的人士。如果我們關心嚇阻的成效，就必須面對一種基本的經濟現實：許多罪犯的刑罰太輕，因為其他罪犯的刑罰過重。

在一個監獄空間有限的世界裡，長刑期的判決會將一位罪犯從街頭關進監獄，代價是必須釋放另一位罪犯。如果小偷甲佔據一間牢房五年的時間，那麼就沒有多餘的牢房給強盜乙。但是將小偷甲關進監獄的檢察官，並不會因為迫使另一位檢察官不得不讓強盜乙逍遙法外而受罰。換句話說，這位檢察官並不需要承擔他本身決策的成本。他的誘因是將監獄空間浪費在開空頭支票、內線交易以及非暴力的毒販身上，而非用在另一個法庭受審的強盜、小偷與殺人犯身上。每一家大公司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經理人就如同檢察官，他們會竭盡全力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資源，而不管會對公司整體上造成多少成本。

幾乎在每一個案例中，解決方案是給予經理人一個預算，使他知道今天他要三十部傳真機，將會影響到他明天需索一百部電腦的機會。如每一個人所知，這項解決方案離理想非常遙遠，因為經理人在提出首次分配預算時會膨脹他的需求。但是每一個人也知道，這比沒有任何預算限制而讓經理人需索無度要好上太多。在私人企業行得通的方式，在刑事司法體系也行得通。給予每位檢察官一個預算，例如一個月判決三百五十年刑期。每個月內，這位檢察官不得起訴超過這個上限的嫌犯。我們能提供一些彈性，讓檢察官彼此互相「商借」刑期，然後在未來「歸還」。一位在某案件中要求長刑期的檢察官應該知道，他這麼做會以未來的案件為代價。

你可能會主張讓各案件彼此受影響是錯誤的。但我的回答是，由於監獄空間有限，各案件之間「已經」互相影響。問題在於讓檢察官「知道」這項成本，同時給予他一種因應這種情況的誘因。檢察官如同陪審員、法官、罪犯一樣，都受到人類行為一體適用的法則支配：當他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們的行為很可能會不負責任。有較佳的誘因，我們才能擁有較佳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