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過去如何塑造現代人的思維方式？

人類為何喜愛八卦？為何習慣自我欺騙？當朋友獲得成就我們為何格外嫉妒？愛冒險的男性為何更容易找到配偶？快樂為何總是轉瞬即逝？為什麼黑暗會令人感到恐懼……TED演講嘉賓、知名心理學教授威廉·馮·希伯給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答：關於這一切問題，都可以從遙遠的過去找到答案。

六百萬年前，原始人被迫從容易隱蔽的熱帶雨林來到了危機四伏的稀樹草原，從共同向獅子扔石頭開始，人類迎來了合作、創新的社會化飛躍。在《當我們一起向獅子扔石頭》一書中，希伯從進化心理學的視角，帶我們回到祖先的頭腦裡面，看看他們的想法，從而解釋人類“為何”如此進化。希伯指出，“在過去的六七百萬年裡，人類的身體並沒有太多的變化，心理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他看來，遠古過去發生在草原上的生存鬥爭，永久地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

以下內容選自《當我們一起向獅子扔石頭》，較原文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當我們一起向獅子扔石頭：人類如何在社會中進化》，［澳］威廉·馮·希伯 著，顏雅琴 譯，果麥丨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兒子8歲那年的一個早晨，我們決定去摩頓島（Moreton Island）滑沙。摩頓島離我家不算太遠，就坐落在布里斯班（Brisbane）附近的海灣。午後不久，渡船抵達小島，我們沿著海灘走了一陣兒，然後穿過一條林間小路來到了島心的大沙丘。我帶了一箇舊的滑雪板，讓兒子光著腳踩在上面滑沙，找到平衡之後，他很快就開始享受這美好的午後時光（當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扛滑雪板的人是我，玩滑雪板的人是他）。爬上巨大的沙丘很累，好在在我試圖說服他回家之前，太陽已經下山了。

我們漫步在星光下，穿過大大小小的沙丘，他心情非常好，不停地說話，但當我們再次走入森林時，他的情緒突然變了。我們幾乎看不到前方的路，天黑前清風和煦的森林此時透出陣陣寒意。我能聽出兒子的聲音開始顫抖，理性在慢慢崩塌。尤其是在我不小心踩到的一根樹枝發出一聲巨響後，兒子嚇得幾乎“靈魂出竅”。我試著安撫他，但無論我說什麼也無法驅散他的恐懼，他堅信隨時會有一群野獸跳出來把我們吃掉。不得不承認，其實我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儘管理智告訴我，真正的危險只是我們可能會在昏暗的森林小路上扭傷腳踝。

紀錄片《智人》（2005）劇照。

為什麼兒子的歡樂轉眼就變成了恐懼？為什麼即使我知道那天晚上唯一會傷害我們的動物只有蚊子，我卻有著和他一樣的感受？可能你想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來自我們遠古時代祖先的感知能力。

人類的視覺很靈敏，聽覺和嗅覺卻很普通。在黑暗中，人類很難發現其他動物，卻容易被其他動物發現，所以我們的祖先白天是兇猛的掠食者，晚上卻成了獵物。在過去的幾百萬年裡，那些可能成為我們祖先的原始人類，如果愚蠢到晚上出門散步，就很有可能成為夜間活動的野獸們的大餐。因此，這種午夜漫步的癖好就不太可能遺傳下來。這就是進化塑造心理的方式，不需要別人教你畏懼黑暗，它天生存在。

人類在心理上最重要的變化是有了社會功能

如果你願意去動物園花點時間觀察黑猩猩，就能看到進化的作用。它們看起來像是我們的“遠親”，不同之處我們也很容易理解。不難想象，離開森林可能有助於猿類的下肢進化成人類的腿。也不難想象，一旦我們的祖先不再爬樹，開始用兩條腿長途行走，進化會緩慢地將爪子變成腳。

進化對心理的塑造就沒有這麼明顯了。我們傾向於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考慮進化，但是心理對生存的作用和生理同樣重要。就像不適合生存方式的器官一樣，與能力不匹配的心理也會讓人羸弱。在過去的六七百萬年裡，人類的身體並沒有太多的變化，心理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與黑猩猩在進化這條路上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為思想的不同。

我們在心理上最重要的變化是有了社會功能，特別是合作的能力。舉個例子，想象一下黑猩猩獵殺猴子時的場景吧。黑猩猩的群體活動很少，獵猴是其中之一，因為黑猩猩從四面八方圍攻時，猴子就很難逃脫了。即使是集體狩獵，也不是所有黑猩猩都會參與進來，有些黑猩猩只會懶洋洋地“隔岸觀火”。狩獵結束後，少數幸運的黑猩猩會抓住獵物，但大多數都是空手而歸。肉是熱量密集的食物，因此，沒抓到猴子的黑猩猩通常會騷擾那些“幸運兒”，讓它們分享一些肉——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狩獵的旁觀者和參與者一樣，最後都可能得到一些猴肉。抓到獵物的黑猩猩很少或根本不會區分旁觀者和參與者。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哪怕只有4歲的孩子也會注意到誰幫忙了，誰沒有幫忙。當孩子們透過團隊合作賺取貼紙或糖果時，他們會拒絕分享給沒有幫忙的孩子，卻願意將獎品分享給參與者。這看起來可能不太友好，甚至像是應該糾正的行為：分享畢竟是一種溫馨、充滿愛的行為。但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種區分至關重要。如果一種動物不會區分參與者和旁觀者，就永遠沒有能力建立和維護有效的團隊。

電影《史前一萬年》（2008）劇照。

我們往往認為群居動物就等於團隊合作者，然而，其實也有許多群居動物之間鮮有接觸。角馬和斑馬聚整合群只是為了安全，並沒有表現出團隊合作的跡象。在大群體聚居的情況下，只要有個別個體發現了獅子的蹤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所以動物們可以稍微放鬆警惕。黑猩猩的相互依賴程度比角馬、斑馬更高，但其實也不太需要真正的團隊活動。因此，它們的合作能力有限，更喜歡單槍匹馬的活動。相反，一旦原始人類離開了樹，生存就依賴於協作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的心理最主要的塑造因素就是這一需求。

我們的祖先被逐出安全的雨林，在未知而充滿危險的稀樹草原掙扎著生存。跟許多草原食肉動物相比，他們的體形較小、速度更慢，攻擊力也很弱。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社會解決方案，他們就註定要滅亡。這個解決方案非常有效，使我們的祖先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進化道路。我們的祖先變得越來越聰明，正是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新發現的合作能力，發展出更好的生存方式，從而自我保護，好好謀生。最終，智人變得非常聰明，甚至開始著手改變外界，讓外部環境適應自己的計劃。其中最典型的改變就是農業發明。農業毀壞了我們的牙齒，但也使文學、商業和科學繁榮起來。

然而，智力的增長並不代表我們越來越明智。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許多來自祖先的古老本能，我們至今都無法擺脫。最值得注意的是，人類很怕找不到配偶，這種恐懼感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心理，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仍在不斷與群體中的其他人進行比較。最容易破壞人類幸福的事，就是無止境的社會比較。這也會讓我們很愛管閒事。

進化史上的“幽靈”仍在不斷地困擾著我們，但它也回答了一些有關人類本性的最基本問題。例如，怎麼用我們在稀樹草原進化出來的社會性來解釋創新的能力和傾向？它對我們的領導方式和領導者有什麼影響？如何解釋種族意識和偏見？人類在大草原上的生活適應過程可能已經是古老的歷史，但它卻為這些現代的問題提供了新思路。

儘管祖先遺傳給了我們許多壞習慣，但他們也進化出一套激勵系統，一旦我們做對了，它就會獎勵我們。這就是幸福。就像我們對黑暗的恐懼一樣，求偶的動機進化至今，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生存下去、發展壯大。這意味著，無論習慣與否，都有重要作用。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能滿足進化的需要，因此進化的人類心理與對幸福的追求始終密切交織。進化的需要往往相互交叉、紛繁複雜，幸福感可以作為一種指示牌，引導人們在其中順利前行。瞭解過去存在的種種壓力，有助於引導我們踏上這段旅程，也能解釋為什麼一路上會有如此多的陷阱。

用進化史研究方法來回答遠祖的思想和行為

沒有書面記載的遙遠過去被稱為史前時代，科學家們發現了大量年代久遠的化石和其他證據證明其存在。然而，有些時候，這些零星證據的解釋並不止一種，此外，由於策略和行為無法變成化石，我們很難確切知道先祖解決進化相關問題的方式。儘管有這麼多困難，科學家們還是從種種細微線索中提取出了大量資訊，如果沒有他們的聰明才智和艱苦奮鬥，我就無法將這個故事講得這麼完整了。

蓋與可愛的動物。電影《瘋狂原始人2》（2020）劇照。

那麼，我們究竟是怎麼知道上面的問題呢？可以透過以下3種進化史研究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

（1）蝨子的DNA表明了我們發明衣服的時間；

（2）教會記錄揭示了祖母/外祖母的重要性；

（3）古人的牙齒說明我們的祖先會盡量避免近親繁殖。

1。 如何得知衣服發明的時間？

人類可以作為3種蝨子的宿主：頭蝨、陰蝨和體蝨。我們如何為這些討厭的小寄生蟲提供三餐一宿？這個複雜的故事，可以從我兒子從日託所帶回家的頭蝨開始講起。大約在2500萬年前，靈長類動物感染了頭蝨的祖先，年代正好接近於類人猿和舊大陸猴子（來自非洲和亞洲的猴子）相揖別的時間。

六七百萬年前，我們的直系祖先與黑猩猩的祖先分離，因為他們的體毛非常茂密，這一階段的蝨子可以生活在他們身上的任何地方。這些古老的體蝨是當時唯一困擾我們的蝨子，但幾百萬年後，一種新的蝨子從大猩猩身上傳了過來。我不確定這一現象的具體成因，只能猜測他們的生活環境與大猩猩十分接近，有時為了取暖，還可能擠在一起睡覺。不管是什麼原因，總之，大約300萬年前，我們身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蝨子。

進化在繼續，我們最終失去了濃密的體毛（以及與大猩猩共處的習慣）。體毛稀疏這一新出現的特質，不僅對我們是個挑戰，對這兩種蝨子的生存也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它們需要在“體毛森林”中產卵。最終的結果是我們的變化迫使這兩種蝨子開始“術業專攻”。相伴最久的蝨子跑到我們身體最頂端，成為“頭部專家”。從大猩猩身上來的蝨子轉移到了中部地帶，成了“胯部專家”。

這兩種蝨子各居其所，相安無事了大約100萬年，直到7萬年前，第三種蝨子忽然出現了——它是頭蝨的一個分支。這種蝨子進化到可以在體表生存，但就像其祖先和其他親戚一樣，它無法在光滑的面板上產卵，因為這會導致卵滑落，不能正常孵化。也就是說，人必須穿上衣物，這種新式蝨子才能正常產卵孵化。因此，體蝨的進化是一個相當有力的證據，說明至少在7萬年前，人類就開始穿衣服了。

當然，更棘手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穿衣服？又是為什麼衣服偏巧出現在此時呢？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先褪去濃密體毛已經超過100萬年了，而且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溫暖的非洲——但不是所有人。事實上，就在體蝨出現之前，智人開始走出非洲了。也許這種向寒冷地區的遷徙是服裝被髮明的原因。也有可能服裝被髮明的時間比這要早得多，目的是保護人體免受陽光、寒冷的侵襲。或者，也許我們的祖先只是想要打扮自己，使自己與眾不同。不管理由究竟為何，從那時起，至少有一些智人大部分時間都穿著衣服，否則體蝨就無法生存下來。

咕嚕一家與文明人相遇。電影《瘋狂原始人2》（2020）劇照。

體蝨的進化史為服裝被髮明的時間提供了很好的證據，但是我們怎麼能知道這條時間線的細節呢？又怎麼知道陰蝨是300萬年前從大猩猩身上來的？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科學家們需要使用分子鐘。所謂分子鐘，就是一種基於DNA突變率的定時程式。一旦兩個物種分離，DNA中不同的隨機突變也就開始了。兩個不同的物種無法共享同樣的突變，因此，它對每個物種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同DNA鏈的平均突變速度是已知的，所以我們能算出兩個物種的獨特突變發生在什麼時候，從而推出這兩個物種分離的時間。

例如，如果某個特定物種的某條特定DNA鏈平均每20代突變一次，假設我們在兩個近緣種中各發現了50個不同的DNA突變，就可以算出它們已經分離了大約1000代。以這種方式往前推算，就能找出與這兩個近緣種在遺傳上最接近的親本物種。

透過研究體蝨和頭蝨（它們的親緣關係密切，但與陰蝨無關）DNA中的突變數目，能獲得相當有力的證據，說明我們的祖先至少在7萬年前就不再裸奔了。同樣的方法也能證明，大約300萬年前，人類的陰蝨就已經與大猩猩身上的蝨子分離了。

2。 如何得知祖母（外祖母）的重要性？

18世紀以來，路德教會對所有芬蘭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情況都做了詳盡的記錄。圖爾庫大學的米卡·拉德佩拉等人用路德教會的記錄，繪製了芬蘭1702至1823年間500多名來自5個不同的農業或漁業社群的婦女及其子孫的生命歷程。

透過仔細梳理這些記錄，拉德佩拉等人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發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年過50歲後，每多存活10年，她們的孫輩就能多存活兩個。在祖父母和孫子、孫女住在同一個村莊的家庭中，這種效應最為明顯。這種效應似乎是以下3個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a。 如果母親與女兒住在同一個村莊，女兒的生育年齡會比較早（平均生育年齡為25。5歲，其他情況的平均生育年齡為28歲）。

文明人一家。電影《瘋狂原始人2》（2020）劇照。

b。 母親在世，也會導致女兒的生育間隔縮短。當母親在世時，女兒平均每29。5個月生一次孩子；如果母親已故，女兒平均每32個月生一次孩子。

c。 不超過60歲的祖母（外祖母）（較為精力充沛、更能提供幫助），會讓孫輩的存活率提高12%。這種存活率的差異只表現在斷奶後，無論祖母（外祖母）是否還在人世，哺乳期的孩子存活率都相差無幾。

當時，芬蘭（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幾乎一半的孩子會在成年前患病和受傷，所以人們敏銳地感受到了祖母（外祖母）對生存和繁殖的積極影響。

3。 如何得知祖先努力避免了近親繁殖？

小群體生活的動物能從群體生活中獲得許多好處，但它們也面臨著近親繁殖的危險。

近親繁殖有幾個潛在的問題，其中最受人們關注的是，危險的基因找到匹配物件的機率更大。例如，我攜帶了一個泰薩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的基因，但幸運的是，我是隱性攜帶者（意思是除非父母雙方都遺傳下來泰薩二氏病基因，否則就不會有任何表現）。當父母都攜帶泰薩二氏病基因時，每個孩子都有25%的機率患上這種疾病。大多數泰薩二氏病患者在6個月大時就會出現症狀，先是失明和失聰，然後吞嚥能力乃至移動能力出現問題，並且，很快就會死亡。

泰薩二氏病基因十分罕見（在普通人群中，攜帶者的比例還不到1/200），所以像我這樣的攜帶者生孩子幾乎沒有風險，因為碰巧愛上另一個攜帶者的機率非常低。但如果我和近親（如親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生孩子，我們的孩子患上這種可怕疾病的機率就大大增加。

對於小群體群居動物來說，要解決近親繁殖潛在的問題，最常見的方法就是讓進入青春期的個體離開原生群體，加入新的群體。這會顯著降低近親交配的可能性。然而，動物並不知道自己必須離開家園的原因，但因此產生的流浪癖會顯著提高其繁殖率，流浪的傾向也就會流傳下去，從而讓整個物種都逐漸有了流浪、遷徙的習慣。

電影《無敵原始人》（2018）劇照。

黑猩猩對於近親繁殖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讓雌性性成熟時遷往新的群體。相比之下，狩獵–採集時期的人類的解決方案更加靈活多樣（第三章將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研究人員想知道，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遠祖更接近黑猩猩還是現在的我們。但是，我們擁有的只是一些有限的化石碎片，沒有其他證據能解讀祖先的生活，怎麼才能將這些資訊拼湊在一起呢？

科學家透過測量我們祖先牙齒中鍶 的含量破解了這個難題。鍶是一種金屬，被人體吸收的方式與鈣相似，因此主要存在於我們的骨骼和牙齒中。鍶在自然界中有4種不同的形式， 在人體中的比例隨當地地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同地方的鍶有不同的分佈模式，在某些地方，一種鍶非常常見，另一種相對常見，其餘兩種則非常罕有。

在牙齒的生長髮育過程中，鍶會慢慢滲入，因此可以測量古代人的牙齒中不同形式鍶的比例。如果牙齒中不同的鍶的比例與發現地基岩中的比例相匹配，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牙齒的主人就是在這一地區長大的。反之，如果牙齒中不同的鍶的比例與基岩不同，幾乎就能肯定，牙齒的主人是在童年之後遷徙到了這一區域。

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桑迪·科普蘭等人分析了非洲南方古猿牙齒中不同的鍶的比例，發現較大的牙齒符合當地地質條件，較小的牙齒則不符合。由於雄性的體形通常大於雌性，牙齒也不例外。因此這些資料表明，為了避免近親繁殖，雌性南方古猿可能會在性成熟後離開自己出生的群體，就像黑猩猩一樣。

從這三個研究領域可以看出，科學家會用各種方法來研究人類的過去。有時，收集到的資料能夠直接推匯出結論，比如說，我們發現，當祖母（外祖母）與孩子住在同一個鎮上時，兒童的死亡率有所降低。也有些時候，還需要根據資料進行一些猜測，比如說，我們需要先推斷較小的牙齒屬於女性，再得出女性很可能在性成熟時離開出生群體的結論。還有一些時候，這些資料只能對理論提供一定的限制，比如體蝨的出現說明了衣服最晚出現的時間，但無法知道最早的日期——也許蝨子還需要一定時間來適應新出現的服裝。

任何一項單獨的研究都只能解決某個難題的一小部分，數千項研究結合在一起，才能將整幅圖景徐徐展開。當所有的研究都指向相同的方向時，我們能夠得出確切的結論；當研究結果相互矛盾或有多種解釋時，則需要進一步的探索。不出所料，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據會越來越模糊，以至於我們只能越來越依賴推測。

真正決定人生軌跡的仍然是我們自己

正式開始之前，我還有最後一點想說，那就是先天和後天對心理構成的作用。有些人無法接受從進化的視角探討人類行為，時常對進化心理學提出批評。這些人往往認為，如果基因會影響我們的思想，就說明這些思想不會受到環境或社會的影響，也無法自行控制。在此，我得說，這種想法實在是大錯特錯了。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大腦簡單得多的身體部位——肌肉——作為例子。

基因的差異使我們得以生長出大小不同的肌肉。有些人遺傳了大肌肉的基因（想象一下著名足球隊的前鋒吧），有些人則天生是比較“弱”的肌肉組織（如果你認識我的話，就會知道我就是這種人）。基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藍圖，但當我們的肌肉反覆過度負荷時（如負重訓練、體力勞動或體育活動），它們都會增長，只是程度不一。

然而，正是生活方式決定了我們的肌肉受到的壓力大小或接收的營養多少，從而使它們增長或收縮。因此，肌肉的尺寸差異的影響因素包括基因、環境以及基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肌肉組織也可以是個人的選擇。正如這個例子所強調的那樣，進化論認為身體和心靈都不是自然和後天之間某種競爭的產物，不是死板的生物程式的產物，也不完全取決於人類活動和選擇。

電影《瘋狂原始人2》（2020）劇照。

即使在遺傳效應很強的情況下，基因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會出現。例如，近視具有高度的遺傳性，如果父母近視，那麼孩子近視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對狩獵–採集者視力的研究發現，他們幾乎不會近視。現代社會有許多可能導致近視的因素，例如各種近距離工作，包括閱讀或在光線不足處工作等。但不管是什麼原因，導致近視的基因實際上只是使人們對引起近視的環境因素較為敏感。有近視基因並生活在現代環境中的人通常會患近視；有近視基因但以狩獵–採集者的身份生活的人幾乎從不患近視。因此，即使主要是遺傳的結果，環境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思想層面。人類思想的內容是基因、環境和個人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基因推動我們朝著某些方向前進——有時也可以說是一種擠壓——但真正決定人生軌跡的仍然是我們自己。

個體選擇壓倒遺傳傾向的例子數不勝數，其中最清晰的一個也許就是禁慾主義。基因給我們最強烈的慾望之一就是性慾，因為如果沒有性，我們的基因就無法傳遞下去。儘管如此，從古至今，仍有許多人決定放棄一切性行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嘗試了，但未能成功，但有一部分人則成功了。毫無疑問，即使是成功的人，也一定經歷了激烈的掙扎，但這就是重點所在。基因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推動著我們走向某個方向，但這並不代表我們非去不可。

事實上，許多動物的大腦完全由基因控制。然而，由於人類走上了進化的道路，擁有了更高的智力，生活方式也更依賴於後天學習而非先天遺傳，基因不得不放棄了大部分的控制權。

電影《史前一萬年》（2008）劇照。

舉個例子，想想看貓鼬訓練幼崽狩獵的過程吧。貓鼬的大部分營養來自昆蟲，一部分貓鼬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由於沙漠環境的影響，它們的食物選擇相當有限。它們的獵物之一是蠍子。捕捉蠍子相當棘手，因為蠍子有能力反擊，甚至殺死貓鼬。貓鼬並非生來就知道如何獵殺蠍子，所以需要父母和兄長的傳授。

作為教學技巧的一部分，貓鼬會根據幼崽的年齡來區分帶回家吃的蠍子狀態。幼崽剛斷奶時，成年貓鼬會先將蠍子殺死再餵給幼崽；幼崽長到一定大小後，成年貓鼬會先折斷蠍子的刺，再把活蠍子帶給幼崽，讓它練習捕食；到了幼崽準備獨立冒險的時候，成年貓鼬會將活的、完整的蠍子交給幼崽，幼崽要吃到晚餐，就必須學會攻擊並殺死蠍子。

這一過程看上去可謂精巧縝密，然而，在把蠍子交給幼崽之前，貓鼬只有一個判斷標準，那就是聲音。當研究人員播放稚嫩幼崽的聲音時，貓鼬會先殺死蠍子，再把它交出來。當研究人員播放年長幼崽的聲音時，貓鼬會交出一隻活的、有致命攻擊性的蠍子。令人驚奇的是，不同發育階段的幼崽聲音能誘使成年貓鼬做出特定行為，幼崽的實際年齡卻不能。比如說，假設一個成年貓鼬每天都與非常幼小、幾乎毫無自理能力的幼崽直接接觸，但一旦它們聽到了年長的、能力較強的幼崽發出的叫聲，就會給出一隻完整的活蠍子。

這些資料表明，貓鼬的決策由基因和單一的環境資訊共同決定。毫無疑問，這個系統的發展是因為它的計算效率很高（也就是說，不需要耗費太多腦力），而且很實用——在現實世界裡，稚嫩的幼崽絕不會發出接近成年個體的聲音。

人類與貓鼬等動物大不一樣。基因也會影響我們的決定，但必須結合大量的輸入資訊，其中一部分資訊來自大腦，關於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和期待。人類能決定自己是應該隨和還是強硬、合作還是競爭、拼搏還是懶散，因此，人的能動性是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基因是決策過程中的一個因素，但絕非唯一。正如前文所述，近視是由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因此，承認基因的力量，絕不是否認養育、社會階層、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

進化心理學的主旨是探索進化塑造基因從而進一步塑造人類思想的過程，但它完全不贊成基因決定論。環境同樣能塑造我們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和偏好，對人類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影響著我們的現在和未來。

作者丨［澳］ 威廉·馮·希伯

摘編丨何也

編輯丨申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