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人們對沙陀和契丹的態度為何截然不同？只因“華夷之辯”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中的沙陀與契丹，都曾先後入主中原，由沙陀人建立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更被稱作為“沙陀三朝”。

在這種民族融合與民族衝突的大背景下，由於沙陀與契丹接受與認可漢文化的程度不同，致使中原百姓與士人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的態度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是因為“華夷之辯”的思想一直是中華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基石。

中華文明圈內的天下觀、國家觀、正統觀、華夷觀，是形成“華夷之辯”的直接文化因子。

其中的華夷觀，即華夷之分，起初只是狹義的專指地域的分野，後來逐漸演化為漢族與其他民族間的文化異同並以此為標準，嚴格地將華、夷區分開來，這點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中體現的分外鮮明。

雖然唐朝仍以“四夷”、“夷狄”、“蕃夷”等名稱稱呼周邊民族或國家，但同是夷狄，因存在“化外人”與“化內人”的界劃，在性質上則迥然不同。

何為“化外人”？

凌煙閣二十四臣之首的長孫無忌在他獻給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律疏議箋解》中明確提出：“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乃聲教之外，四夷之人，謂之‘化外人’”。

與“化外人”相對應的是“化內人”，即指“歸化”或者“歸附”唐朝的周邊各族。在“化內人”居住區域內，唐朝往往設定羈縻府州來進行管理，故而“化內”與“化外”也並非恆久不變。倘若“化外人”臣服於朝廷，則被視為“化內人”；反之，“化內人”一旦叛離朝廷，自然成為“化外人”。

“化內人”因居住地點不同，分為“在蕃”和“入附”兩種。“在蕃”指居住於原地，其所在地區已被納入朝廷版圖；“入附”指遷入唐境，一般被安置於羈縻府州內。

相比較而言，“入附”者的漢化程度更高。

李唐王朝所實行的上述民族政策，進一步突出和強化了“華夷之辯”中華夷觀的文化色彩，這種華夷觀也被五代十國的百姓和士人群體所承襲。

首先我們來看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的認同和參與。

具體就沙陀與唐朝關係而言，早在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廷就已在沙陀人居住區內設定羈縻府州性質的金滿、沙陀都督府，隸屬於北庭都護府。沙陀人因此成為唐朝“化內人”中的“在蕃”者。其後，沙陀一度臣屬於吐蕃國，由“化內人”轉為“化外人”。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6年），沙陀人舉族內遷進入唐朝的晉北地區，並由此成為“化內人”中的“入附”者。

沙陀人的“化外”色彩，在其內遷之後迅速淡化。

後唐太祖武皇帝李克用及其父親李國昌都是“入附”後沙陀人的後裔。在《唐六卷》卷3《尚書戶部》雲：“凡內駙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蕃戶也。”

也就是說，李克用家族都是唐朝的“王人”、“百姓”，內遷的沙陀人後代亦是如此。

但此時，儘管沙陀人仍然以部落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但從李國昌先後擔任朔州、蔚州刺史和雲中、振武節度使，李克用被唐僖宗為詔封河東節度使鎮守太原等等一系列朝廷委任可知，

李克用家族已經是晉地封疆大吏，與其他漢族的封疆大吏並無二致。

在李克用父子在晉地為官時期，也是沙陀漢化程序大大加速的時期。

特別是在李克用就任河東節度使以後，透過娶漢婦、豢養漢人為義子、任用漢人為官、重用漢人宦官等手段，極大地豐富了沙陀人的漢化形式，沙陀人的漢化程度也得以加深。

李克用（遊戲形象圖）

沙陀人漢化程度之深，在李克用身上就可以管中窺豹。

李克用長期以唐臣自居，並以恢復唐朝社稷為志向，在對其親子李存勖的告誡中，曾說：“昔天子幸石門，武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震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九錫禪文，誰能禁我！吾卿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他日當以復唐社稷為心”

（語出《資治通鑑》）。

李克用在這段話中所露出的忠君思想，就是李克用深受漢文化薰陶的結果。李克用的後繼者後唐莊宗李存勖、後唐明宗李嗣源，以及後晉、後漢的統治者，都繼續推行漢化政策，使得沙陀族與漢族的民族融合日益加快。

沙陀族正是因為漢化色彩愈濃愈厚，逐漸被視為“唐人”或“漢兒”，所以中原士人群體對沙陀人建立的三個王朝，並未顯示出抗拒、抵制和排斥的立場，更多的卻是持認同的態度，並積極地參與其中。而沙陀之所以能割據一方乃至入主中朝，與中原士人的支援與扶助有著密切的關係。

李存孝（演義形象畫）

根據《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與《舊五代史•蘇循傳（附蘇楷傳）》記載，

自唐末“喪亂之後，衣冠多逃汾、晉間”；“昔武皇（李克用）之樹霸基，莊宗（李存勖）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鹹登貴仕”。

所謂“數君子者”，即指李襲吉、蘇循蘇楷父子、王緘、李敬義、盧汝弼、李德林等人。上述中原士人進入河東政權後，竭心盡力輔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如自稱唐相李林甫之後的洛陽人李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

李襲吉出謀劃策十五年，為李克用稱霸河東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再如盧汝弼，“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為晉王，承製封拜官爵皆出汝弼”，

足見李存勖對盧汝弼的依賴之重。

其他如蓋寓、郭崇韜之輩，也是李存勖雄峙一方、逐鹿中原的重要官僚和得力干將。

在李存勖入主中原建立後唐王朝後，投入到沙陀政權的漢人進一步增加，其情形與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已無不同。

雖說“沙陀三朝”的政體本質是蕃漢聯合政府，但漢族士人群體無一例外都是三朝文臣集團中的核心與骨幹。

根據《新五代史》記載，載冊後唐史的147名官員中，漢族出身者90人，少數民族10人，其他不知族屬47人；

載冊後晉史的85名官員中，漢族73人，少數民族6人，其他不知族屬6人；

載冊後漢史的39名官員中，漢族33人，少數民族3人，其他不知族屬3人。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沙陀等外來少數民族的族裔背景，在政權更迭頻繁的五代十國時期，已不再是世人所看重的問題。

而這種民族色彩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沙陀的漢化，這也是中原地區士人認同、參與沙陀政權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沙陀對於中原地區的統治，也基本上採用的是漢族傳統的治理方式，符合儒家的治世標準，故而能得到漢族士人群體的普遍接受與擁戴。

如後唐莊宗李存勖曾下詔稱：“蓋前王子令典，為歷代之通規，務振綱紀，繼承唐祚”；後晉高祖石敬瑭也曾下令：“朝廷之制，今古相沿”，明確規定後晉制度“用唐禮樂”；後漢高祖劉知遠出於仰慕漢朝的緣故，“追尊六廟”，竟以“國號為大漢”。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中原士人群體對於契丹政權的抗拒與排斥。

從漢化程序的速度而言，契丹明顯遠遜於沙陀。

自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廷就在契丹部落了設定了遼州（羈縻府州），也就是說從此時起契丹就是“化內人”中的“在蕃”者了，

這比沙陀人的“在蕃”早了34年。

唐太宗貞觀年間，唐廷在契丹部落裡又新置昌州、師州、帶州、以及松漠都督府等，並賜予契丹酋長窟哥“李姓”以示尊寵。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等三代唐帝，均以聯姻手段籠絡各代契丹酋長，一些契丹部落也內遷至營州、幽州一帶，甚至遠遷至青州，成為“化內人”中的“入附”者，

這比沙陀人“入附”早了將近一百多年。

但不知何故，契丹的漢化程度始終不深，與唐廷的關係也是時濃時淡，羈縻府州的設定也是經常變動。

在安史之亂後，唐廷在東北地區設定的羈縻府州基本上蕩然無存，契丹人中除去長期居住在河朔地區的一小部分已經被漢化外，大部分遊離於唐廷的統治之外，完成了“化內人”向“化外人”的轉變。

就在契丹為“化外人”的期間，契丹完成了從部落組織逐漸過渡到國家形態的轉變。

後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正式建立契丹國，雖然耶律阿保機也能重用和賞識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等漢族士人，但其所建立的契丹政權與中原王朝並不存在隸屬的關係，

故而在中原士人群體眼中，契丹政權就是典型的化外夷狄之國，契丹人也自然淪入外國人的範疇。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記載，

契丹建國之後不久，“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李）克用於雲州東城”，展示了契丹人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正是從此時開始，

契丹走上了對周邊民族的征服與掠奪之旅，尤其對與其毗鄰的雲州、幽州地區虎視眈眈。

阿保機在位期間，契丹鐵騎已經開始涉足幽雲以及河北有關地區，將大批財物、牲畜以及人口劫掠北去。

另據《資治通鑑》記載，

後梁龍德元年（公元921年），阿保機“空國入寇”，因遭受到晉王李存勖的反擊，“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意。”阿保機的兒子耶律德光繼位後，秉承阿保機以武力掠奪中原並伺機稱霸中原的戰略方針，

但由於後唐莊宗李存勖與後唐明宗李嗣源對於中原北部邊境防守都比較重視，所以契丹一直無機可乘。

等到了後唐末帝李從珂在位期間，近有朝政紊亂，遠有藩鎮反叛，契丹終於有機會揮師南下。

後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耶律德光率5萬騎兵，號稱20萬，進入中原，幫助石敬瑭消滅後唐並扶持石敬瑭建立後晉王朝。由此，石敬瑭向耶律德光以父子相稱，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兒皇帝”。後晉向契丹稱臣，割讓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歲幣30萬匹帛。

契丹在此時的國力已經開始逐漸的凌駕於中原王朝之上。

兒皇帝石敬瑭

幽雲十六州的割讓，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抵禦契丹鐵騎的天然地理屏障，更是直接影響了其後數百年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民族關係以及中原王朝政權的安危。

在後晉王朝的滋養下，契丹國力空前強盛，耶律德光的野心也終於按耐不住，後晉開運末年，耶律德光第二次揮師南下，這次他不再扶持任何人，而是直接攻陷後晉首都開封，滅亡了由沙陀人建立的後晉王朝。

不過雖然契丹政權滅亡了沙陀政權，但並沒有獲取取代沙陀政權的資格。

這是因為契丹入主中原之後，由於漢化不深，還抱著夷狄掠奪中原的戰略方針，以“打草谷”的名義，大肆縱兵殺掠，致使“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又以嚴刑相威脅，竭力搜刮貲財，使得中原地區財富殆盡，民不聊生。

契丹鐵騎

契丹的種種作為，終於激起了中原地區各族人民的力反抗。

“（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於契丹，皆思逐之矣”，耶律德光畢竟是孤師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區形勢已然失控，耶律德光無奈北撤，在撤退途中病逝，“至殺胡林而卒”

（語出《資治通鑑》）

。其後，契丹也屢屢入侵中原，但畢竟元氣大傷，至北宋建立之前，再無大規模南下之舉。

契丹依恃武力為後盾的統治方式，直接導致契丹與中原各族人民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尖銳，也使得中原各族人民反抗契丹的鬥爭此起彼伏，在中原的壓力日甚一日的嚴峻形勢下，契丹無奈北返，倉皇逃出中原，至此契丹與中原形成水火不相容的關係。

究其原因恰是在於契丹由於漢化程度不深，始終無法被中原士人群體和百姓認同和接納。

如後唐翰林學士張礪，身陷遼境，在悄然南歸再度被俘獲後，說道：“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

（《舊五代史•張礪傳》）

。

儒士張希崇，被俘虜至遼後，“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但仍然感到“身陷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於是設計殺死契丹主及其部從，投奔後唐

（《舊五代史•張希崇傳》）。

儒士劉昫身陷契丹，在北上途中趁機逃脫，藏匿於上谷大寧山中，與之前就在此避難的儒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後來才出仕後唐、後晉

（《舊五代史•劉鄩傳》）。

後晉中書舍人李浣，晉亡後歸遼，先後任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得到其兄密信之後，“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被遼兵抓捕後，曾兩次自殺（

《遼史•李浣傳》）

。

以上種種，足以表現中原士人群體對契丹政權的敵視與排斥。

綜上所述，可見當時“華夷之辯”的判斷標準，首當其衝的是異族漢化程度的深淺，隨之而來的則是民族利益的損害與否。之所以中原士人對沙陀政權與契丹政權會採取截然相反的態度，正是“華夷之辯”思想的具體顯現。

細究之，沙陀與契丹漢化程度深淺的差別，也恰好與其影響中原地區的積極效果和消極效果相對應。

進入宋代社會以後，

沙陀人的族屬背景幾乎消亡

，這也正是沙陀完全融入中華文明圈的必然結果。

契丹對中原北部邊境的壓力依然如故，

也就是說五代十國時期緊張的民族對立情緒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愈加突出與加劇，這也是契丹始終遊離於中華文明圈之外帶來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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