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越南使臣與中國士人交往中，言語不通是雙方交流最大的障礙

語言不通順怎麼評價

清代越南使臣在華期間交往群體比較廣泛。在中華文化中，士人群體居於精英階層，他們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最高水平。靠著文人之間的這點惺惺相惜之情，越南使臣與中國士人階層往來酬唱贈答，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文學交流，聯合構建出了中越文化友好交流的橋樑，深化了雙方作為同文之邦的認同感。

越南使臣自鎮南關入關後，便開始了漫長的燕行之路。這一路之上，例有伴送官員陪行，途徑地方，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員接待。除此官方往來之外，越南使臣與所經地方的文學名士亦多有交流。這些人構成了越南使臣在華期間接觸最多的一個群體——中國士人階層。

越南使臣與中國士人階層交往機會頗多，但是由於當時漢文只是越南的官方文字，並未深入拓展至日常交際中，所以越南使臣雖然都認識漢文，但是多數無法使用漢語直接進行交流。

越使黃碧山所作《北遊集》中收有《廣西省湛恩亭系攬》一詩，詩中就曾提到越南使團初到廣西省城時，中越雙方竟然出現了喧闐重譯邦交語，語不通音忙爾汝的窘況。因此，中越雙方士人在交流過程中只能以筆墨傳其意，交往方式可謂多種多樣。

詩歌贈答唱和是越南使臣與中國士人階層，進行交往的最主要方式。越南使臣來華創作的燕行文獻，以唱和詩為主體。詩歌贈答唱和需要有特定場合，多在宴會之上進行。

道光十三年，阮朝使臣李文馥等一行赴廣東公幹。越使因仰慕繆艮文名，託由清人劉墨池居中引介，於是年七月五日在廣州海珠寺，舉行了一場中外群英會。當時與會的有中國士人繆艮、梁毅庵、劉墨池、劉伯陽四人，以及此番來華的越南使臣阮文章、李文馥、汝伯仕、黃文炯、黎文謙等人。

中越雙方士人於席間揮毫代喉舌，飲酒兼賦詩，酬唱贈答，相與為歡。關於此次中外群英會的盛況，越南使臣汝伯仕在其《中外群英會記》中作了詳細記載。

中越雙方士人皆乃文采斐然之輩，整場宴會也因此而熠熠生輝。除中外群英會之外，此次來華部分越南使臣，還參加了清人陳任齋組織的樓船會、潘漢石組織的宴會等，席間都有中越士人唱和詩作存世。

由中國士人發起的這些宴會，在招待越南使臣的同時，也為中越士人進行以詩歌唱和，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大大深化了雙方的友誼。雖然這些唱和之作中大多充斥互相恭維之辭，但這是唱和詩的通病，在此不作深究。

請序題詞也是當時越南使臣，與中國士人階層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請序題詞作為一種風尚在越南文壇盛行已久，很多越南使臣借北使之機徵序於華。越南使臣來華期間往來酬唱贈答，創作、積累了大量詩作，按照通例，越使一般會將其編錄成集，以便日後帶回本國供同僚、後人參看。

若詩集之中能收入幾篇中朝士人所作序跋或題詞，于越南使臣來說更是無上的光榮，足以作為回國炫耀的談資，詩集也會因此而身價倍增。因此將所作北使詩集示予中朝士人，請其為之作序或題詞，在當時是比較流行的做法。

越南使臣是越南漢文化的代表，他們在華期間與中國士人的文學交流活動，還常常透過詩文鑑賞點評的方式來進行。在序文中，作序人一般都會插入些許對作品的鑑賞評價之語。

越南使臣在與中國士人交往過程中，言語不通給雙方帶來很大的交流障礙，漢文遂成為聯絡中越士人文學交流的唯一橋樑，而以漢文筆談則成為重要的溝通方式。與詩歌贈答唱和、請序題詞、鑑賞點評等交流方式相比，筆談雙方可以面對面交流，有問有答，其承載的資訊量更大，交流的廣度和深度也大大提高。

越南使臣黎貴惇所著《北使通錄》中，曾多次提到中國官員邀其以筆談詩論文，筆談方式多是中方官員提問，越南使臣回答，內容通常比較龐雜，涉及制度、禮儀、物產、歷史、地方沿革等。

越南使臣出使清朝時，與中國士人交遊事例之多、方式之廣，實在是不勝列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透過多種形式的交往活動，越南使臣在華期間，確實與中國士人階層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對歷代北使之臣來說，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