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喻於小人喻於利怎麼讀

第四篇第16章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形聲字兼會意字，始見於隸書。喻的初文為篆文諭字，隸書、楷書改從言為從口。喻變成從口俞聲。

“俞”本是挖空樹幹的獨木舟。《說文》： “俞，空中木為舟也。”口和俞結合，意思是水關上的人說船隊過關要像其他船隊一樣接受檢查，由此產生說明，比喻的含義。

也可理解為船上的人說知道船隊過關要接受檢查，由此產生明白的含義。如《禮記-學記》：可謂善喩矣。

又如《禮·文王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敎喩而德成也。

凡從俞的字都和船有關，如“輸”表示船的運輸功能，“逾”表示船越過某處，“愉”表示乘坐船的愉快心情。由“愉”又延伸出“愈”，表示治癒後的心情。

喻也是一種中華姓氏。據史籍《姓苑》記載，遠古黃帝時，有個醫官叫俞，俞的後代相傳姓俞。

南宋建炎年間，俞氏一族後代有個叫俞樗的，聰明好學，舉為進士，精通世故，宋高宗趙構喜歡他“佯佯知喻”，就賜姓為喻，後裔稱喻氏。

義：會意字。從羊從我。古人把“羊”作為和善的象徵。“我”本來是指一隻有稜有角，還具有鋸齒狀的刀刃的兵器，後假借作第一人稱的代詞，指自己。

有的學者認為由“羊”和“我”構成的“義”的意思是像羊一樣與人為善，一切好事、善事應從“我”做起。於是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做好事、肯犧牲的精神稱為“義”。

也有一說：“我”原指一種長柄的儀仗隊中使用的兵器，在部族祭祖時，除了供上羊頭之外，還有手握“我”的武士作儀仗隊，所以“義”本義即為威儀、禮儀。

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一步闡發了“義”。“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義”是“仁”的具體表現，“義”是“仁”的執行者。二千多年來，儒家都以仁義道德為個人修身的至德要道。

韓愈在他的《原道》中提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就是說，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為就叫義。如正義、義憤填膺、義正辭嚴、見義勇為、多行不義，必自斃等。

孔子曾說：“君子義以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即用義為作人做事的根本，用禮實行，用誠信來完成。這才是真君子。

孔子還說過：“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是立身之本，是行為的最高標準。

儒家認為，凡事合於義則做，不做就是“不義”，不合於義則不做，做了就是“亂”。如《孟子。離婁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義也通“宜”。如《論語》中有“不仕無義。”意為不去做官不合適。又如《論語》中有“務民之義”。意為致力於百姓該做的事。

利：是指人的生活養命之源，亦是指滿足實際生活利益所需。儒家所反對的是損人私己之私利。

全文理解為：

孔子說：“君子能知曉義之重，小人眼中只有利。”

孔子多次用“義”和“利”相對照，以此分辨君子還是小人。孟子繼承孔子的觀點和大力發揮，成為儒家義利之辨的代表人物。孟子曾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孔孟並不反對“利”，而是提倡在遵循仁義為前提的“大利”，反對不顧仁義的“唯利是圖。”

在孟子的王道政治中，他要求君王“為民制產”、“使黎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

同時又要求君王“弔民代罪”，推恩以“保四海”並主張“薄其賦斂”，“去關市之徵”，以利便商賈行旅，由此可見，孟子所說的“何必曰利”實質上是告知君王，推行仁政，“大利”於天下的黎民百姓。

荀子對於儒家的義利觀作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

在符合仁義道德的前提下，以“利”為目的而為之，謂之“事”。以“義”為目的而為之，謂之“行”，即德行的實踐。

成就德行和成就事業之間，儒家更重前者，儒家重義並不排斥利，而要求人們“利不背義”，但堅決反對“見利而忘義”

在現實生活中，見利忘義的人滿街跑，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翻臉、反目的人身邊就有很多。他們的“無情無義”嚴重汙染社會精神環境。

有些貪官“苟利所在，不知禮義”，他們損公肥私，貪贓枉法，大發“不義之財”。

普及和宣傳儒家的“義利”觀刻不容緩！

惡人蒲壽庚

1973年，在福建泉州的後渚港發掘出一艘南宋遠洋貨船，載重量200多噸；船上香料遺存豐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龍誕香、胡椒等。

一些學者認為，這艘海船很可能是當時泉州富可敵國的蒲壽庚家族的香料船，蒲氏家族沉浮史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蒲壽庚祖上來自大食（阿拉伯）色目人，因貿易移居位於今天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國，十一世紀遷徙來華定居廣州，在十三世紀南宋後期又移居泉州（刺桐）。

泉州面臨大海，背後的莽莽大山讓泉州和常年混戰的中原地區隔絕，百姓生活相對安寧。泉州的第一批移民來自西晉時期因“永嘉之亂”而被迫背井離鄉的洛陽人，境內“晉江”和“洛陽江”似乎在提醒著他們先祖的滄桑。

自唐朝以來，泉州成為當時世界上著名的港口和貿易中心。“安史之亂”後，中原殘破，經濟凋敝，北方人口繼續大量南遷。

隨著人口的遷移，經濟文化中心也向南方轉移，人才和資金的聚集，使泉州愈加繁榮。這種景象在當時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和歐洲商人的筆下都有記載。

由於伊斯蘭商人、歐洲商人的大量湧入，泉州建造了大量清真寺、明教的摩尼寺、佛教的南少林寺，加上當地本土的宗教寺廟如媽祖廟、保生宮、清水宮，後期又引進三敎合一的三一敎，天主教，基督教，泉州成為“宗教博物館。”朱熹曾形容泉州：“處處都有寺廟，滿街都是聖人”。

泉州港是個天然良港，這裡出口的大宗商品是絲綢、陶瓷器、銅鐵器和泉州的泉緞，而輸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貝紗等，其中最主要的進口商品是香料和藥物。

北宋時在泉州設立了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當時泉州的人口超過20萬，城牆長達30裡，泉州港內停靠的船隻上萬艘。

南宋時，出入泉州港的許多外國商船隊，夏季御西南風而來，冬季逐東北風而去，一年兩度，繁華無比。到了宋末，泉州港已成為“東方第一”的貿易大港。

南宋末年，包容寬仁的南宋朝廷沒有忌諱蒲壽庚的阿拉伯身份，任命蒲壽庚為泉州市舶司，主管對外貿易。

蒲壽庚在這個位置上呆了三十年，朝廷始終對他恩寵有加。蒲壽庚亦官亦商，迅速賺取鉅額財富，聞名遠近，擁有巨舶多艘。

岳飛之孫岳珂所著《桯史·番禹海獠》載：“番禺（廣州）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返，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

蒲壽庚依仗雄厚財力，勢力滲透到泉州各個角落，儼然成了當地的土皇帝。

朝廷這樣厚待蒲壽庚，他卻毫無感恩之心，為了利益，不知禮義。

1276年3月，南宋都城臨安被元軍攻破，宋恭帝投降。大臣陳宜中（南宋末年宰相，今浙江溫州市人）、張世傑（抗元名將，今河北涿州人）擁立趙昰為皇帝，是為宋端宗。

元軍從浙江南下福建之後，陳張二人保護著宋端宗率領水陸軍十萬人來到泉州附近，計劃“作都泉州”，站穩腳跟後繼續抗元。

眼看元軍大舉南下，宋朝國勢衰微，蒲壽庚心中就有了另投新主的念頭。早在前一年的1275年，恰逢朝廷出現叛亂，蒲壽庚擁兵自重，趁機擊敗宋軍，控制了泉州軍政事務大權，叛象畢露。

南宋初期，就有三百多名趙宋宗室遷居泉州，到南宋末年時，已經繁衍至三千人左右。現在福建漳州的“趙家堡”，據說就是當時趙宋宗親所建，為了躲避元軍的屠殺，他們改姓“黃”。

由於泉州城防堅固，易守難攻，元軍海上力量薄弱，無法從海上發動攻擊。所以宋朝殘餘力量如果能以泉州為陪都，就有了一個可以長期固守的基地。進可以伺機反攻，退可以轉進澎湖臺灣，南宋小朝廷就還有生機，中華正統也將得到延續。

可是已經決心叛宋的蒲壽庚卻“閉門不納”，堅決不讓宋端宗一行入城。南宋殘部只得駐紮在法石寨，打算取道漳州到廣東潮州。

臨行前，張世傑向蒲壽庚借船運糧，蒲壽庚海船眾多，卻一口回絕。眼見蒲壽庚如此忘恩負義，張世傑不由勃然大怒，強行徵調蒲家海船並抄沒貨物。

蒲壽庚聞訊暴跳如雷，立即令長子蒲師文帶兵虐殺泉州城內的南宋宗室，老弱婦孺無一倖免。而且所施手段極其殘忍，他還挖開南宋宗室的祖陵來洩憤，並趁機吞沒了南宋宗室地產和船隊。

第二年，1277年十二月初八，蒲壽庚獻城投降，並且將自己的所有船隻都獻給元朝。“小人”面目暴露無遺。

蒲壽庚降元遭到泉州百姓的激烈反抗，為了維護其統治，蒲壽庚在元軍幫助下，在泉州城內外展開了大屠殺。泉州城內的南宋遺民士大夫和淮軍士兵數萬人被害。

泉州清源山下的南少林寺僧眾反對蒲壽庚降元，遭蒲壽庚和元將奇握溫思的鎮壓，他們率元軍萬人衝進少林，千餘僧眾被屠，只剩數十人逃出。

泉州許漢青（進士出身，官至承信郎）家族散盡家財，組織義軍抗擊蒲壽庚，掩護宋帝南逃，後被蒲壽庚幾乎滅族。

元兵實行剿鄉滅族策略，不僅火燒晉江許漢青、許夫人（陳淑楨，許漢青妻，福建莆田畲族人，今閩臺粵各地有許夫人廟）的家鄉許宅巷、陳厝坑，迫使二鄉的許、陳、曾三姓族人背井離鄉亡命天涯。

南詔（今雲南大理一帶）的許姓氏族遭到牽連，也慘遭殺戮，幾乎被滅族。

他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賞識，被擢升為昭勇大將軍、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兼提舉福建廣東市舶，隨後又“進昭勇大將軍，閩廣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改鎮國上將軍，參知政事，並行江西省事。”

張世傑和義軍許夫人及其侄子陳吊眼等曾經率兵從潮州殺回泉州，“欲得蒲壽庚而甘心”，但泉州城池堅固，圍城七十天不克，終於在元朝援軍與蒲壽庚的夾擊下被迫返回廣東。

蒲壽庚隨後又配合元軍主力南下，進兵廣東，最終滅亡南宋，上演了崖山的千古悲劇。

蒲壽庚因為幫助元朝滅宋有功，他的家族在元朝一直地位顯赫。蒲壽庚本人被元朝任命為福建行省中書。從此，蒲氏家族，掌控海上貿易，獨霸市舶，富甲一方。

不過善惡終有報應。蒲氏風光一百年後，元朝覆沒，漢人奪回江山。明太祖朱元璋對蒲壽庚的惡行早已深惡痛絕，他下旨將蒲壽庚的屍骨挖出來鞭屍，又命蒲氏男子全部流放充軍，女性全部入娼為奴，凡蒲氏子弟永世不得讀書入仕，整個家族在明朝的幾百年中淪為賤民。

多行不義必自斃，蒲壽庚為了個人“小利”，拋棄民族“大義”，暫時風光了幾十年，卻把子孫害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