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深圳如何避免成為一個平庸的城市？

特區40年，深圳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化的大都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樣板，站在40年的起點上，深圳仍是被賦予很多期待的城市。在眾目的期待中，深圳也面臨著如何繼續超越自我的問題——如何避免成為一個平庸的城市？新京報就這一問題對話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教授張軍。在張軍看來，深圳要避免成為一個平庸的城市，一方面中央要進一步加大對深圳的放權與賦能，使得能夠繼續保持過去敢闖敢試敢承擔的精神。另一方面，深圳政府要繼續保持減少對市場的干預。

“深圳特區的成功在於中央充分的放權和深圳敢闖敢試的精神”

新京報：

上世紀80年代，國家設立了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五個經濟特區。如今來看，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最為矚目，為什麼？

張軍：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四個區。這個條例是一個地方性的法規，但是拿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去討論，可見那個樣對深圳特區的重視，這也是深圳特區發展比較好的一個原因。

當時全國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寶安這個名不經傳的小漁村進行經濟探索，如果成功了，無論對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會產生很好的影響。如果失敗了，深圳不同於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失敗的代價也不會太大。小平同志也講了，即便失敗了，對我們國家也沒有太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一方面中央非常重視深圳特區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允許深圳特區進行非常大膽的試驗和探索，比如中央給了深圳很多特殊的政策，允許深圳在多個領域在不需請示中央的情況下先行先試。

從當時的深圳政府角度看，正是中央充分的放權，當時的深圳市領導有著敢於擔當、敢於冒險的闖勁，進行了一系列大膽的探索。而且在特區建設的探索中，政府按照市場化的規律辦事，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減少或者沒有對企業的干預，形成了深圳的創業活力，湧現出了一大批的科技公司。

相對於北京、上海等很多老工業化城市，深圳就如同一張白紙一樣，沒有歷史包袱，也沒有那麼多的限制，深圳吸引了一大批敢於闖蕩、不甘於滿足現狀而立志改變命運的人，尤其是一大批的年輕人才，使得深圳成為了一個有活力的創業城市。從地理上，靠近香港也是深圳特區發展比較好的一個有利因素，港深形成了“前店後廠”的經貿關係。

“深圳奇蹟的核心是市場化、自由化”

新京報：

大家對深圳還有很多的期待，很多人都在討論，深圳如何避免淪為一個平庸的城市？

張軍：

現在大家擔心深圳成為一個平庸的城市，我想擔憂的是“特區”不再“特”，擔心深圳失去原有的核心，成為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的城市。

深圳奇蹟最核心的東西只有一個，就是市場化、經濟自由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特區”這個保護傘，中央加大對深圳的放權與賦能，允許深圳進行大膽的探索、“搞特殊”，甚至容忍深圳的探索可能會失敗這一結果。與此同時，當時深圳這個小漁村沒有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一開始就探索市場經濟體制，這樣深圳政府對市場主體的干預比較少，按照市場和經濟規律辦事。

站在新的起點上，要想避免淪為一個平庸的城市，我想一方面中央要進一步加大對深圳的放權與賦能，這有助於深圳繼續保持過去敢闖敢試敢承擔的精神。實際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不久，深圳就出現過一場大討論——深圳正在被誰拋棄？進入新世紀之初，深圳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社會治安不佳、房價貴。要想讓深圳繼續保持原有敢闖敢試的精神，就需要中央像特區剛建立時那樣提高對深圳探索失敗的容忍度，讓深圳根據市場規律去充分地探索和發展。另一方面，政府繼續保持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深圳未來的發展也應該由一大批有活力的企業作為最重要的支撐，應該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建設和發展深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不是透過政府的規劃和配置來實現。

“不能簡單認為深圳房價高不合理”

新京報：

目前看，和很多城市一樣，深圳的發展被房地產困擾。對於這方面，你的建議是什麼？

張軍：

對於深圳房價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下結論認為房價高的不應該或者說不合理。可以從兩個方面認識：

首先，我認為深圳的房價高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說合理性。像深圳這樣的一個特大城市，大量外地人口湧入、這麼多年輕人正在創業、大規模的財富正在被創造和聚集在這裡，加上大量的香港人來深圳買房，我們很難想象深圳的房價不上漲，一直處在比較低的水平。因此，可以說深圳的房價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深圳的房價不可能不漲。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房地產是城市的一張“網”，這張“網”具有一個篩選的功能——高房價會阻擋很多人進入這個城市工作或落腳，尤其很多有創造性的年輕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房價會對深圳未來的發展帶來比較大的問題。

因此，深圳要考慮的是如何揚長避短把高房價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目前看，深圳政府和企業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比如，深圳2010年推出的“孔雀計劃”，對符合條件的人才進行住房方面的補貼。也有企業自己出錢在居住方面補貼自己的員工。但這些方法恐怕都是權宜之計。從更長遠看，要想根本解決深圳的房地產問題就要擴大和增加土地的供給。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解決好交通、醫療等公共配套服務的問題，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解決深圳高房價的問題，也能加速大灣區一體化。

“港深不存在競爭 實質仍是高度一體化的‘前店後廠’關係”

新京報：

去年深圳GDP首次超過香港，在深圳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高度、香港形勢複雜的背景下，今後港深關係如何處理？

張軍:

我認為香港和深圳始終是互相補充、高度一體化的關係。首先，從產業結構看，在深圳特區發展過程中，香港的製造業轉移到了深圳，出現了製造業的空心化，香港成為一個以金融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深圳特區在40年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深圳為中心，輻射到東莞等地的工業叢集地帶，其中深圳的經濟以科創產業為主導，東莞的經濟以製造業為主導。從這個意義上看，港深之間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兩者並不存在競爭關係，經濟上已經高度一體化，其實質上仍然是相互依賴的“前店後廠”的關係。第二，從體制上看，兩者也具有互補性——體制的不同並不是港深關係發展的障礙，反而是有益的補充。香港保留著高度自由的市場化和法制環境、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營商環境、發達的金融服務體系等，與深圳在硬科技產業主導的經濟正好可有互補的紅利。實際上，深圳特區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香港的接壤。

現在深圳GDP超過了香港，有觀點認為深圳不需要香港了。首先，我們應該看到，香港人口不到800萬，深圳人口接近2000萬人，是香港的兩倍還要多。所以，深圳的GDP超過香港是遲早的事情。第二，我們很難想象，沒有香港的支援，深圳的發展會變得怎麼樣？同樣，離開了深圳的支援，我們也很難想象香港會變得怎麼樣？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就是要處理好已經在經濟上高度一體化的港深關係，要考慮讓兩個GDP體量接近5萬億的經濟體依舊在整體上互相支援、互相促進。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