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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定價權之爭,得大宗者得天下
商品的定價權是誰決定的
一件商品
“我”決定賣多少錢,這算定價權嗎?不算,你最多有了定價的權力,但只有當定的價格被消費者接受、把商品買走,你才算是擁有了定價權。那是消費者決定的商品定價?也不是,你的商品如果稀缺到一定程度,且生產門檻足夠高,是可以忽略消費者自行定價的。
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為貴。
一旦市場有了可代替的同質商品,商品就賣不上價格,開始掉價了。福特利用流水線技術幾分鐘造一輛車的時候,當時是有產品定價權的。可當別的汽車供應商發現並模仿,也使用流水線造出自己的汽車時,福特的產品定價權就喪失了。
每個賣商品的人都希望佔有更多的市場份額,蛋糕總共巴掌大,自己吃獨食、吃不完可以浪費(來不及生產)。競爭者越多,那豈不是自己就吃不飽,甚至沒得吃了?所以他們要在家門口設定一個高高的門檻,不讓別人輕易跨進來,這個叫護城河。
財富
(
剩餘價值
)
如涓涓細流,是個動態的過程。今天你是首富,明天可能就是別人。好的企業都有自己的護城河,從而保護企業獲得很高的資本收益率。護城河大都是企業透過創新,不斷提高商品的使用價值來獲得的(這個是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也有透過壟斷,獲得一個遠高於實際價值的壟斷價格(這個基本是阻礙社會進步的)。
大宗商品“逢中必貴”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商品市場的命門主要體現在大宗商品定價權上,它不僅存在於實體買賣企業之間,還掌握在金融機構和有金融背景的貿易商中手中。
在金融投資市場,大宗商品(
Commodities
)又指同質化、可交易、可被廣泛作工業基礎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屬、鋼鐵、農產品、鐵礦石、煤炭等。大致有以下幾大類:
農
(
副
)
產品約
20
種:包括茶葉、蘋果、玉米、大豆、小麥、稻穀、燕麥、大麥、黑麥、豬腩、活豬、活牛、小牛、大豆粉、大豆油、可可、咖啡、棉花、羊毛、糖、橙汁、菜籽油、雞蛋等(大豆、玉米、小麥,又被稱為三大農產品期貨)。
金屬產品
10
種:包括金、銀、銅、鐵、鋁、鉛、鋅、鎳、鈀、鉑。
能源化工產品
5
種:原油、燃油、無鉛普通汽油、丙烷、天然橡膠等。
傳統的西方金融市場主要是期貨定價體系:透過期貨市場確定大宗商品期貨合約價格,從而為大宗商品現貨貿易提供價格基準。目前國際上比較具有影響力的倫敦金屬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洲際交易所集團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都是透過上百年的時間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
依靠這套長期發展而來的穩定的體系,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牢牢壟斷著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不僅體現在期貨市場,還體現在場外現貨市場中。
大宗商品雖然是以美元計價的格局,但跟中國需求越來越密切。國家經過幾十年飛速發展,主動進行了產業升級,從之前的簡單勞動密集型,轉變為高階製造業,全球製造業也在大量向中國轉移。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貿易國,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生產和消費的
“老大”。儘管我國在大宗商品分量很足,但沒有定價權。
2007
年流行過這樣一句話,說中國需要什麼,什麼就會被買出天價。
除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的期銅外,世界大宗商品定價權幾乎盡落美國之手。原油主要是紐約商品交易所(
NYMEX
),農產品價格形成於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T
),其它金融衍生品的價格則形成於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
)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以大豆為例,中國是全球大豆最主要的消費和貿易國,但國際四大糧油巨頭
ABCD
(美國
ADM
、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透過金融、物流等渠道,控制了全世界
80%
的糧食貨源,擁有大豆的絕對定價權。其定價採用美元計價,價格緊盯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T
),備貨及海運時間一般在
2
個月左右,不僅佔用企業大量流動資金,還要承擔價格波動及匯率波動雙重風險。
在大宗商品“上演”中國功夫
大宗商品多是工業的基礎原料,處於最上游,期貨及現貨價格定價直接影響到國家的經濟活動。例如,銅價上漲將提高電子、建築和電力行業的生產成本,石油價格上漲則會導致化工產品價格上漲並帶動其他能源如煤炭和替代能源的價格和供給提升。
我們也曾有一些金融機構,試圖藉助於期貨期權市場,從事對沖交易,從國際金融市場分一杯羹,不過大多鎩羽而歸。究其原因在於,期貨期權市場定價詭異,西方國家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可隨心所欲操縱價格,中國企業單槍匹馬去,還不是羊入虎口?
我們需要擁有一個,有足夠國際影響力的大宗商品交易所,才能切實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向歐美等國建立的定價體系提出挑戰。遺憾的是中國的大宗商品交易場所體量太小,以上海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廣州期貨交易所為代表的期貨交易所業務覆蓋齊全,但高度散戶化和場外現貨市場的不完備,決定了其交易量與價格生成機制更多是由場內投機資金主導,真正與企業相關的實物交收比例極低,與實體經濟和現貨市場嚴重脫節。
由於缺少場外現貨機構的主導作用,國內一直沒形成強大的場外現貨市場。雖有一定定價影響力,但離定價權還相差甚遠。我們以中國鋼鐵行業為例,全國各地建設有大量的鋼鐵公司。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消耗大量的鋼材,所以我們每年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的鐵礦石,來滿足鋼鐵公司的需要。但是,由於我國鋼鐵企業投資主體複雜,鋼鐵生產企業和鋼鐵銷售企業、國有鋼鐵公司和民營鋼鐵公司存在無序競爭,導致鋼鐵市場的價格異常混亂。
巴西的淡水河谷
(Vale)
和澳大利亞的必和必拓
(BHP Billiton)
,力拓
(Rio Tinto)“
三巨頭
”
,憑藉壟斷地位不斷推高國際鐵礦石的價格,將鋼鐵企業每年創造的一部分剩餘價值轉變為自己的壟斷利潤。三巨頭利潤率奇高,而我們鋼鐵企業的利潤率反而是偏低的。
與中國鋼鐵企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採取的是全國一盤棋的策略。從一開始就強調對外採購,必須採取聯合行動,中國鐵路企業不得各自為政。外國著名高速鐵路製造裝備企業向中國出口裝置,必須轉讓技術。如果拒絕轉讓,將失去中國市場。由於中國只有一家採購機構,外國高速鐵路裝置製造企業為搭上中國高速鐵路發展的順風車,紛紛傾囊相授轉讓自己的技術,從而使中國高速鐵路裝備製造飛速進步。如今,中國的
“復興號”高速列車,不僅擁有完全智慧財產權,可以向任何國家出口,更重要的是我們學到了真本領。中國每小時
400
公里的高速鐵路已經下線,高速鐵路對國家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凸顯。
眾所周知,我國價格法對價格實施分類管理,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價採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國際大宗商品定價非常複雜,期貨和期權價格要考慮經濟週期波動,還有國際匯率的影響。我們老採用現貨的價格,去採購大宗商品,所以老是在大宗商品上吃虧。
在長久形成的全球商品市場體系面前,中國要保障大宗商品的供應鏈安全和爭奪定價影響力是無法一蹴而就的,必然是個先破後立、規則重塑的過程。我們應充分切合國情實際,發揮自身實體產業基礎、真實貿易體量和終端消費市場的優勢,以場內現貨市場為主,期貨市場為輔,共同構建完整多層次的現代商品市場體系。
商品作為貨幣錨,依託貿易結算場景,透過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等實現商品貿易貨款的跨境支付和結算,進而推廣商品用人民幣計價,穩步提升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和定價貨幣的地位。以大豆、天然氣、鐵礦石等商品為切入口,透過成熟沉澱和持續完善,爭取早日拿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不被別人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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