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晚期以後，灶具在墓葬中出現的機率很低，這是什麼原因？

灶：以考古發現為中心。

在廚房中，最重要的是灶具。

“執粗井灶”在唐代甚至被認為是持家的代稱。從考古發現來看，中古時期的灶具有較為豐富的發展歷程。漢魏時期，河西走廊墓葬壁畫中多有廚事圖，女主人或女婢，或是二人抬缸汲水，或是跪坐灶前使用火鉗撥弄柴火，或是挽起袖子在圓案上擺弄碗碟，或是在水盆中燙殺家禽。

雖然畫面簡單，但諸多例子為我們形象地展示了當時的廚事活動和庖所佈局。至於墓葬中經常發現的陶瓷材質家居模型則有灶、磨、井、碓等多樣組合，其中灶的出土數量當屬第一。這些模型灶是古代家用灶具的縮影，為我們瞭解古代家庭灶具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江西新幹金雞嶺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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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墓出土有瓷灶模型—件，擋火牆上部為階梯狀，下部為弧形拱門。火門口放置有柴火，門右為一男俑，門左有一水缸。灶上有兩個火孔，前後分別放甑和鍋，灶後端有一個通煙孔。灶旁還立有一位正在烹飪的女俑。

福建松源

M834

南朝墓出土兩件模型灶，形制卻各不相同，其一為三角形灶臺，灶上放置有二釜一罐，罐上有一勺，灶的左側站立著一雙髻女俑，正伸出雙手打算去操作罐內食物。灶門旁則站立另一雙手交叉於胸前的女俑，而另一旁則置有一缸；

其二則為船形灶臺，前開一個雞心形出煙孔，後有擋火牆，灶上置有二釜，擋火牆下為一方形灶門。

灶門一側坐著一雙髻女俑，另一側則蜷

。

除上述所及，諸多南方尤其是福建、江西地區的模型灶表現得多比較豐富，既有灶的形象，又塑有釜、罐、勺、缸等庖器，還會有正在勞作的女俑或站、或跪的形象以及家養犬類蜷縮於灶旁的生動場景展示。

福建地區發掘的若干唐墓，尤其是唐早期墓葬中，還有船形灶身的模型灶出土。如福建泉州河市鎮梧宅村發掘的貞觀廿二年（

648

）唐墓中的陶灶即為船形灶身，灶上置有一口盆形釜，灶口上部起圓形風火牆，尾部有出煙孔，底部則呈微平馬鞍形。

另一座福州倉山區萬春一三區唐墓中的陶灶亦是船形灶身，只是灶口稍有不同，上部是山形風火牆。此外，在灶口一側還蜷臥著一隻犬俑。

唐代河北地區的模型灶則多為覆鬥形，如河北南和縣發掘的唐故鮮州賓徒（或為

“賓從”之誤）縣令郭祥及妻柴氏合葬墓（

688

年下葬）墓室東側放置有陶器模型灶、磨、井、碓各一。其中，陶灶：灶臺整體呈覆鬥形，灶門拱形

，

灶面方形。灶臺上置一侈口、卷沿、斜腹、平底大陶釜。灶面兩側還置有掃帚、鏟、勺等常用物。

河南洛陽龍門發掘的李敬彝及妻弓氏合葬墓（

708

年下葬）與郭祥墓的年代相近，李敬彝墓誌述其官職為宣州宣城縣令，與郭氏同為縣令。李氏墓中同樣出土有井欄和灶

，

灶在整體上呈方形，且是一件三彩灶，顯然在規格上更高一些。

同時，李氏墓中還出土了大量的三彩俑類，大概是因為其出生於趙郡李氏這一世族大家，曾祖是李孝貞，故而受了祖產的蔭庇吧。

有關唐墓出土的相關廚具明器，蘇瑞晨在《唐墓出土的炊廚模型明器研究》中作了不完全統計：

97

座隨葬有炊廚模型明器的唐墓中，河南地區尤其是洛陽出土數量居首，其中灶有

44

件；河北、山西次之，出土灶

12

件；東北地區僅在遼寧有所發現，灶共出

3

件；而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陝西，出土的模型灶亦少，僅有

5

件。

至於南方地區，數量和質地都遜於北方，共出土模型灶

18

件，且與磨、井、碓等其他炊廚模型組合更為單一，成套炊廚模型出土的機率不高。

總之，雖然從己經刊佈的考古報告來看，灶、磨、井、碓等模型作為陪葬明器，其在種類和數量的使用上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仍存在階層差異，這主要與墓主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經濟實力相關。

與南朝和隋代南方地區的模型灶相比，唐代墓葬中的模型灶塑造的更為簡單，亦很少有司灶、掌廚女俑的形象出現。不過從前代所見此類女俑的塑造來看，在時人的普通認知中，富足之家的炊爨工作當是由侍婢完成。至於唐代，則更是如此。

不過，唐代中晚期以後，此類明器在墓葬中岀現的機率已然很低，這與晚唐五代社會形勢的動盪不無關係。

女性與侍饌。

在食物生產和製作之後，即為食物的食用階段。在這方面，女性的參與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體現在侍膳方面。不過，在古代社會，女性的這類參與也存在著階層差異。

上層社會的主婦往往並不親自參與侍饌，而一旦親自參與，則更多是為了體現某種婦道，特別是孝道；下層社會的侍婢，方為奉食進饌的主體人群。本節即圍繞這兩類人群，分別予以討論。

一、主婦侍膳：圍繞孝道展開。

《儀禮

士昏禮》曰：“舅、姑入於室，婦盥饋。”此即表明婦女行盥饋之道，是為執婦禮。

單就盧氏

“精乎珍饌，能調烹飪”而言，並不能表明其孝順舅姑之婦德。但若是從其烹飪的目的，即以此供於舅姑並恭敬侍膳的行為來說，就可理解了。故而，烹飪一事僅在於“食物製作”，侍膳一事則在於“奉食行為”。換言之，前者指向“婦功”，而後者則指向“婦德”，更具體而言，則是指向“孝道”。

唐人重孝，孝道教育亦是閨閣女訓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

“出嫁從夫”的女性往往會因嚴奉舅姑而收穫讚譽。譬如，魏國太夫人劉氏，“孝於舅姑，恭於盥饋，寒暑不易其道，風雨靡愆於時，始終一心，朝昏罔殆，雖古之純和德行，無以過也。”

又有京兆澹氏，“始初逮事先姑，每進餐粥，未曾不躬親調味，以取適口。”諸如此類，在唐代墓誌記載中，經常可見。

此外，親侍湯藥，也是孝道的體現。元稹為其姊所撰志文言：元氏

“及太夫人之沈痼也，夫人亦不利行有年矣，然而藥不嘗於口則不進。”平原郡君陸氏，

“先姑寢疾數年，夫人親侍湯藥，事感中外，屢移寒暑。詩人哥淑女之行，學者尋孝婦之書，喻於夫人，未為全德。”

顯然，上述二人的行為獲得了親眷族人及文人士大夫們的認可，並作為其婦德的具體表現彰於志文。不過，史料記載，從夫而居的公主數量在唐中後期顯然增多，那麼公主們侍奉舅姑的行為自然也就更為日常了。需要指出的是，侍奉長輩飲膳、湯藥並非女性的“專利”。侍膳的行為是體現孝道的重要方式，不拘男女。

侍膳、侍藥的行為，作為孝養雙親的具體體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成為了凸顯孝道的典型描述，較之其他形式更為頻繁地出現在文獻記載之中，尤其是在唐人墓誌中，諸如

“侍膳問安，竭孝盡敬”

，

“慈親待馨膳之資”的記載更是普遍。此即表明志主王媛在室未嫁時和出嫁從夫以後，一如既往地貫徹了孝順之道。

她的這種孝道實踐主要源於“家人宅心以潛化”，同時又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子女的品行。因此，在她進疾之後，諸兒女侍奉進藥，堅持照顧。這種關心和照顧，最後演變為她與子女的互相體諒，所謂“強為汝飲之，知無益也”，正是這種體現。

王媛的志文體現了唐人家庭之中，孝道在兩代人甚至多代人之間的傳承。此外，在這些中上階層的唐人看來，侍奉父母舅姑的行為，不單是對其身體健康的照顧，更為重要的是日常陪伴和心理關照。

二、侍婢進饌。

唐代侍婢中，家婢數量實為龐大，她們在日常勞動中皆有職事細分，分工明確。大體而言，家宅之內的家務勞動及日常服侍是最為普遍的，當然也包括炊疑和進饌等活動。

中古時期的墓室壁畫往往繪有宴飲場景。河南打虎亭一號東漢墓南壁一塊畫像石上所繪《送膳圖》當中既有雙手端案者，又有端小盤者，又有兩人共抬一直與魏晉時期墓室壁畫中宴飲主題的表現手法不同的是，唐代墓室壁畫中的宴飲圖與庖廚圖已經分離，很少作為整體同時出現。

但是僕婢進饌尤其是侍女侍食圖仍然是宴飲圖的組成部分。一般而言，判斷侍婢宴飲奉食的依據，重點在於其手中的器物。《急就篇》載：

“橢、杆、槃、案、梧、閘、盤。”顏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盤和案等都是用來承舉食物、食器的承具。唐代墓室壁畫中即有不少僕婢捧持食案、食盤的形象。

新城長公主（

634-663

）墓第三過洞東壁所繪一名侍女側身向北，左手託舉一件盛有圓形果品的黑色淺腹圓盤至齊肩位置，正神態自若地往前走。而墓室東壁南側和中間的兩個開間則繪有八名侍女

，

她們或是持扇和杖，或是手捧盛有食物的盒、盤，或是執壺，其形象應該是“公主府內掌食，掌筵、掌嚴等各種內官”。

房陵長公主（

619-673

）墓前室東壁北側所繪託果盤（或為圓案）侍女身著石榴裙，雙手端持著一件盛滿柿子、佛手等果品的五足圓盤，似乎正緩步向主人或賓客走去。同樣是托盤、執壺的侍女，在房陵長公主墓中還有三位。

此外，燕妃（

609-671

）墓《捧食盒女侍圖》、李爽墓《托盤侍女圖》

、李震墓《提壺托盤女侍圖》、阿史那忠墓的《捧果盤男裝女侍圖》等貴族墓室壁畫中皆有奉食侍女的形象。

此外，李壽墓石槨內壁還繪有兩組數十位或抄手，或持物的侍女。從侍女所持筌蹄、胡床、托盤、食案、牛角杯等物件來看，這是對一場大型遊宴場景的側面描繪。

雖然此處男侍的缺席並不能表明墓主生前家庭宴飲的進饌者必然是女性，但既然

“墓葬被想象為靈魂在彼岸的居所”，則或可推測，由侍婢進饌應該更為貼近現實，或更為普遍。

唐墓中還出土有數量眾多的女侍俑，其中不乏有捧食侍女俑。

2002

年西安長安區郭杜鎮三十一號唐墓出土了一件三綵女立俑，該俑面部圓潤豐滿，衣著華麗

，

其雙手合攏於胸前，上搭一條藍色絹帕，端一盛有食物的花口盤，“儼然一位有修養的宮廷女性的形象”。

結語

此外，洛陽紅山唐墓中出土有相關的女侍俑，她們大多為站姿，雙手或是平託水罐，或是錯位抱託瓷壺或瓶，神態自若，相當傳神者多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