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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天逃亡後開近3小時釋出會,日產前CEO戈恩如何迴應指控?|焦點
為什麼點蠟燭會轉運
北京時間1月8日晚8點,前日產董事長卡洛斯·戈恩 (Carlos Ghosn)在故鄉黎巴嫩貝魯特召開了釋出會。他在去年12月29日夜,在保釋期間,透過藏身樂器盒、假護照出境、私人飛機轉運,這番堪比好萊塢電影的操作後,他從日本“勝利逃亡”至這裡。
但釋出會到場的100多名記者沒有聽到他透露逃跑的過程,取而代之的是他一直在說自己是受害者、自己為何要離開,拒絕講述如何離開——“不然會在國內外造成衝擊。”
此前,戈恩因為拯救了負債累累的日產汽車,而成為商業傳奇,但2018年底,就在他職業生涯達到高峰時,日產公司發起了對他的指控,日本檢方也三度對他實施了逮捕。
釋出會上,戈恩指責“日產汽車和檢察官之間的勾結無處不在。日本法律體系違反基本人權。”
戈恩釋出會後,遠在東京的檢察官發表宣告,拒絕了戈恩在漫長髮佈會上提出的諸多要求。檢察官否認他們與日產密謀起訴戈恩。強調針對戈恩的調查是依據日本法律進行的。檢察官說,他們有合理的理由限制戈恩與妻子的聯絡,也有足夠的證據“確定被定罪的可能性很高”。檢察官的宣告說:被告戈恩以其本身可能構成犯罪的方式逃離日本。他在新聞釋出會上的講話未能證明他的行為是正當的。
而戈恩的妻子卡羅爾則表示,這個釋出會,是“戈恩此生最重要的演說”。
這場釋出會,主角戈恩身穿深色西裝,戴著紅色格子領帶,提前入場之後,提議早幾分鐘開始,但被拒絕了。
這是戈恩自一週多前逃離日本以來,首次講述自己的故事。
▲釋出會開始前,圖片來自《紐約時報》。
包括日本媒體在內的很多國家的記者都申請出席記者會,但是大多數日本記者被拒絕入場。只有東京電視臺接到邀請進入會場拍攝。NHK是透過其他渠道進行了網路影片直播。
戈恩在釋出會全程,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法律辯護,展示向檢察官提交的電子郵件和陳述,以及其他證據來支援自己的論點。
他在大螢幕上投放了檔案圖影,但大部分記者並沒有看清楚。
▲戈恩在釋出會上展示各種檔案,圖片來自《紐約時報》。
戈恩好像在公司裡做一個企業演說,看上去他似乎準備利用自己作為一位注重細節的執行長的背景,來“推銷“自己的清白。
戈恩把矛頭指向了日產汽車,還有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日本檢察官。
他說:“我被假定在世介面前有罪,並且服從一個制度,該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強迫認罪,確保認罪而無需考慮真相。”
戈恩強調,他之所以選擇逃離,是因為日本當前的法律體系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公正。“我希望能夠逃脫這樣的體系,以此來保護我的家人”,“希望能夠在未來有一個公正、自由的審判”。
戈恩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到操縱的司法系統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被捕描述成了一場由不忠實的下屬發動的企業政變。
戈恩指出,日本法律系統在抓捕自己的13個月後仍未決定最終審判日是哪一天,而且還在不斷拖延調查的時間。
“他們為什麼要反覆地去關押我?不斷地去審視一些起訴檔案。他們為什麼要防止我去開記者釋出會或者是向公眾公佈一些資訊?為什麼他們會花14個月的時間來打破我的精力?甚至把我的妻子隔離,來控制我的每一個行為和步驟”,戈恩強調。
據稱,戈恩在日本被關押的130天期間,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每天受到8小時質問,不僅單獨刑拘,每天還只能放風30分鐘,一週只能洗兩次澡,有藥物限制。
戈恩還補充道,日本官員限制他與妻子的交流,他說這種策略是使他“屈膝”。
“當我沒有見到妻子,我想,‘還剩下什麼?還剩什麼?我得走了;我在這裡什麼都沒有’。”
日本檢察官告訴他,如果不認罪情況就會更糟糕。他們建議,“不要玩遊戲,如果你不認罪,我們不僅要追捕你,還要追捕你的家人。”戈恩認為,他們不想要真相,只想讓他儘快認罪。
戈恩的律師估計,他在日本的法律麻煩可能需要五年才能解決。戈恩說,這給了他一個選擇:“要麼死在日本,要麼必須逃脫。”
戈恩說,他感到自己像人質。“我覺得自己是這個已經服務了十七年的國家的人質。我在這裡挽救了一家公司,在我之前沒有其他人能夠做到。”
戈恩闡釋,他的逮捕是由日產汽車公司的一些高管策劃的,他們擔心日產將被法國汽車公司雷諾控制。
他說:“我今天處於這種處境的原因之一是,我繼續整合兩家公司融合。”戈恩說他尊重兩家公司的自主權,但“不幸的是,沒有信任。我們的一些日本朋友認為,擺脫雷諾對日產汽車影響的唯一方法就是擺脫我。”
在戈恩被捕之後,日產和雷諾的股價都大幅下跌。戈恩表示,自己曾在雷諾和日產之間建立了一個汽車聯盟,並試圖邀請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加入。他批評這兩家汽車公司的高管錯過了強強聯合的機會,反而促成了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和雷諾競爭對手——標緻雪鐵龍集團的併購。“這個聯盟錯過了最不能錯過的事。”
▲釋出會間隙,戈恩擦汗。
在各種控訴結束之後,戈恩逐一回應了之前日本檢方對他做出的四項指控:
一、瞞報收入。
“這是我主要被指控的罪名(戈恩被指控和他的親信凱利一起瞞報了50億日元的收入及挪用公款),如果一個外國的董事希望能夠透過匯率合同來支付報酬,大家都是投票同意了這個決議……日產的很多管理人員都簽訂了這樣的合同。”
二、CEO準備金支出
“CEO準備金支出都有流程,還要有很多人對此進行審議,表示是否同意。並不是說只有我一個人的簽名在上面。大家對預算達成一致後,在支付的時候又會有很多人對此進行簽字表示同意。”
三、凡爾賽宮的宴會支出
四、關於世界各地的房產
“他們說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房產,但是其實都是日產的房產。這不是秘密持有的,這是公司高管簽字的,而且有法務財務簽字的。”
釋出會上,當記者問戈恩是否想過逃到黎巴嫩不過是換了一個更大的牢房時,他說:“顯然,我不認為自己是黎巴嫩的囚犯。我很高興來到這裡。我和我的朋友,家人在一起,我一點也沒感到不高興。我準備在黎巴嫩待很長時間。”
黎巴嫩與日本沒有引渡條約,戈恩說他雖然沒有得到不會被引渡的保證,但他並不擔心。“在這裡,我相信現有的做法和法律將得到遵守。”
戈恩表示一週前離開日本,“這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
有趣的是,在釋出會接近尾聲時,一名記者喊道:“您會建議使用包裝箱作為旅行工具嗎?”
戈恩沒有回答。
在2019年12月31日,被指控涉嫌鉅額經濟犯罪的戈恩宣佈,已經於29日從日本逃到黎巴嫩,引發世界震動,被戲稱為“好萊塢般的劇本”。
少有人知道,在這個“劇本”問世前,戈恩確實和好萊塢業內人士見過面。
那是在出逃前半個月,戈恩和奧斯卡最佳影片《鳥人》的製片人 John Lesher,在自己的東京豪宅裡見過一面。
▲戈恩在東京的頂層公寓。
談話的主要內容非常清晰:講述日本不公正的司法體系與數月的監禁,以及戈恩試圖證明自己清白的掙扎。僅此而已。
事實證明,那場驚人出逃的“劇本”,在更早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劃。
雖然戈恩曾向媒體表達,是他自己設計了這場逃亡。但種種證明表明,他招募了很多厲害角色,來完成這一大計。
早在2019年春天,戈恩在4月份第二次被保釋後不久,營救計劃就擺上了日程——如何把戈恩從日本帶到一個能讓他更容易洗清罪名的國家。
緊接著,與戈恩關係密切的一些人,開始聯絡退役計程車兵和間諜,尋找願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
在7月底,一個最終擴大至10到15個不同國籍的安全保護小組正式成立。
據參與調查的人說,59歲的邁克爾·泰勒是團隊中的一員。
▲邁克爾·泰勒 。
頭髮灰白相間、長著方下巴、平時臉上常常帶笑的泰勒,會說阿拉伯語,與黎巴嫩淵源深厚 (在那裡結識妻子),他以前是一位特種兵,因為與FBI合作營救人質而聞名。2009年,《紐約時報》還曾聘請泰勒營救被塔利班囚禁的記者。
另一名成員喬治-安託萬·扎耶克,是一位出生於黎巴嫩的美國公民,曾與泰勒共事超過十年。
▲喬治-安託萬·扎耶克 。
據知情人士說,扎耶克在上世紀70年代黎巴嫩的戰鬥中受傷,後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與美軍一起從事私人保安工作。
土耳其當局確認,正是這二人共同乘坐的那架飛機,將戈恩送出了日本。
在營救計劃籌備的初期,迪拜是這個私人安保小組的集結聯絡地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檢視的飛行記錄顯示,泰勒在計劃實施前的六個月裡去過迪拜八次,而扎耶克在最後三個月裡去過迪拜四次,兩個人有時是一起去,有時分開去。
在由迪拜前往日本的20多次旅行中,二人搜尋了10多個機場或港口,除了透過飛機,也曾考慮過用船偷運。
除了泰勒和扎耶克這兩個主力軍,團隊其他成員也被給到了不同的任務,每個工作流程都相互獨立。這樣,參與在任務中的每個人,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洩密也變得困難。
而其他人與戈恩的溝通,也只能靠口頭傳遞資訊。 這是因為日本官員對戈恩的網路限制——他被禁止使用智慧手機,隨身只能攜帶一部沒有網際網路連線的手機。
去年秋天,該團隊的一名成員,第一次“參觀”了大阪機場,發現:雖然機場很繁忙,但它的私人飛機航站樓經常空著——此地因此成為團隊的首選。
這個私人飛機航站樓,位於關西2號航站樓的國內航班區,面積相對較小,只有3200平方英尺(約297平方米),裡面有一間會議室、一個圓形休息室、一間浴室和一個安全區。
選定此處的另一個原因是,除了小型袋子外,稍微大一些的東西就沒辦法放進安檢的 X 光機,他們最終準備給戈恩藏身的那種大型箱子,當然也無法透過。
▲伊斯坦布林的飛機操作員在客艙後部發現的兩個箱子之一。
到12月初戈恩面見好萊塢製片人時,逃亡行動已經準備就緒,以大阪為營救地點。
不過,據瞭解戈恩想法的人士透露,他仍然有很多其他的選擇,即便已經籌備完畢,該計劃仍有可能在最後一刻被取消。
據知情人士稱,這次行動的總預算為數百萬美元。
在平安夜那天,一名自稱“羅斯 · 艾倫博士” 的人與土耳其私人飛機運營商 MNG Jet Havacilik AS 簽署了一份價值35萬美元的合同,預訂了一架遠端的Bombardie噴氣式飛機,共兩次飛行,先是從迪拜飛往大阪,再從大阪飛往伊斯坦布林。
▲戈恩逃脫時使用的 Bombardier 噴氣式飛機 。
MNG 表示,他們不知道這個計劃,並對一名涉嫌參與此事的僱員提起了刑事訴訟,但該僱員的律師稱,當事人否認自己存在不當行為。
此外,土耳其檢察官還指控了四名飛行員偷運移民,但截至目前,飛行員的律師們要麼聯絡不上,要麼拒絕聯絡。
根據戈恩在日本的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 的說法,在平安夜那天,戈恩還透過影片會議與妻子交談了一個小時。
隨後,聖誕節的預審聽證會,堅定了戈恩離開日本的決心。他認為法院拖拖拉拉,永遠不會公平對待他。
日本司法系統極為嚴格,被起訴的被告定罪率超過99%。而且,即便在少數情況下被判無罪,政府依然可以提起上訴——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數年。
記錄顯示,在聽證會兩天後,泰勒和扎耶克抵達迪拜,28日晚,他們飛往大阪,帶著兩個音樂會的裝置箱。
參與營救的各方都馬不停蹄:先遣部隊到伊斯坦布林一個幾乎廢棄的停機坪上仔細偵查機場漏洞;各方之間的聯絡人緊鑼密鼓傳信;飛機轉運流程也已經敲定。
但能不能逃走,誰也不好說。 這組“私人營救專家”在行動之前一共只去機場踩點了兩次,其中一次就在事發當天早上。其中一名成員還在規劃過程中說道:“這根本沒戲。”
計劃逃跑的這天,終於來了。
12月29日下午2時30分左右,戈恩離開了東京的三層樓住宅。
▲記者們1月2日在戈恩的住宅外。
監控錄影顯示:戈恩一個人戴著帽子和日本常見的防菌口罩,獨自打車前往六本木區的君悅酒店。
保釋期間,檢方沒有人定期監視他的住宅,他的法律團隊每月僅需提交一次安全錄像。
日產聘請的一傢俬人保安公司也在那天終止了跟蹤戈恩的工作,因為此前戈恩的律師威脅稱,該公司涉嫌騷擾戈恩,對該公司提起了法律訴訟。而日產發言人拒絕對那次監視發表評論。
根據調查人員的說法,在經過酒店大廳為新年準備的竹子、迪斯科球還有近乎童話般的燈光後,戈恩會見了兩名外國男子,與稍後入住該酒店休年假的安倍晉三恰好錯開。
隨後,戈恩乘坐新幹線前往大阪。保釋期間,他可以合法地在日本境內旅行。列車內很擁擠,反而讓這段路程的風險變得很低。
晚上7:30左右,戈恩抵達大阪。他乘計程車到達白色高樓的酒店,那裡距機場僅10分鐘車程。
由於後來看到戈恩進入酒店但沒有離開,卻又得到他順利逃到黎巴嫩的訊息,調查人員得出結論:戈恩就是在這個酒店藏進了箱子。
一位幫助機場巴士顧客提行李的工人說,當晚,一輛黑色麵包車抵達了關西機場的私人飛機航站樓,那裡有兩個人在等它。麵包車在乘客下車幾分鐘後就迅速離開了。
▲被發現的另一個箱子 。
根據日本當局提供的報告稱,在大阪那個下著濛濛細雨的晚上,有兩個人帶著那個裝有輪子的裝置箱,進入了私人飛機休息室。
他們走過休息室木質的入口,穿過一條走廊,繞過一雙新月形奶油色沙發,最終來到安檢點。
像他們之前設想的一樣,由於箱子實在是太大,放不進安檢儀器,於是就被通過了,中間也沒有人來手動檢查箱子。
隨後,箱子就被裝進一架13座的、龐巴迪公司環球快遞飛機的客艙裡。
另一個真的裝滿了音響裝置的箱子,同樣被裝進了機艙。
飛行記錄顯示:飛機很快就起飛了。
晚上11:10,載著泰勒、扎耶克和箱子的飛機,向北駛向了國際海域。
在飛機路過俄羅斯時,戈恩從箱子裡出來了,坐在機艙尾部的座位上,這樣可以儘量避免被機組人員看到。
飛機在當地時間凌晨5點12分到達伊斯坦布林的Atatürk機場。之所以會選擇先停在這裡,而不是直接飛到黎巴嫩,主要是擔心日本方面起疑心。
這個機場同樣是精心選擇的結果:它一度是土耳其最繁忙的機場,但自從新機場去年落成後,很多航班隨之轉移,這個舊機場所在地已經變成了相對偏僻的“鬼鎮”。
據熟悉土耳其方調查的人士透露,太陽還沒有從地平線上出來時,戈恩就從飛機上下來,奔向茫茫雨中,身後留下的是那個曾經待過的大箱子, 然後,戈恩開車開了大概100碼 (約91。4米),上了一架更小的商用飛機。
這架小飛機本來沒有登記過任何飛行計劃。戈恩坐在乘客座位上,泰勒和扎耶克並沒有跟他一起上這架飛機,隨後飛行員到位,飛機順利起飛,前往貝魯特。
▲戈恩的日本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
作為在日本可獲得保釋的條件,戈恩當時把自己的法國、黎巴嫩和巴西三國的護照都留給了自己在日本的律師 Hironaka Junichiro。但在戈恩被保釋後,他向法院申請再獲得一本法國護照,因為外籍人士需要帶著護照才能在日本境內行動。
知情人士告知,戈恩最終正是靠著這本新的法國護照,和黎巴嫩的身份證,順利落地的。
戈恩在黎巴嫩屬於名人,他的臉曾經被印在黎巴嫩的郵票上。
出逃成功那晚,戈恩的朋友、黎巴嫩電視主持人 Ricardo Karam 先公佈了這個訊息,那時的戈恩正待在老丈人家裡。
訊息傳出後,貝魯特大街上出現了很多“我們都是戈恩”的牌子,黎巴嫩的外交部長 Gibran Bassil 也公開對其表示支援。
第二天,戈恩在美國的PR團隊以他的名義釋出了那則著名的宣告:“我沒有逃避正義,我逃離的是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之後訊息迅速傳遍各國。
在戈恩逃離後,日本官方極為震驚,隨後釋出了對戈恩的國際逮捕令。
1月5日,日本又表示將加強移民措施。司法大臣森正雅子表示,戈恩“顯然是非法的離開”非常令人遺憾。她下令該國移民局“進一步收緊”出境的規定,“以免再次發生同樣的情況。”
至於戈恩對日本法律的指責,1月6日森正雅子表示,“每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各種差異,進行簡單比較是不合適的。”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打算盡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以實現引渡。
但黎巴嫩外交人士稱,戈恩持法國護照合法進入黎巴嫩,並在正常安全程式下使用他的黎巴嫩身份證,沒有理由對他採取行動或提起法律訴訟。
黎巴嫩一位高階官員說:“他現在回來了,大家都會為他慶祝的。”“人們對他在商界所做的事非常欽佩。”
法國外交部表示,直到接到媒體的通知,他們才知道戈恩已經放棄保釋,逃出日本。法國經濟部長阿涅斯·潘尼耶-盧納赫說,法國政府對此“非常驚訝”。她說,戈恩“不在法律之上”,“如果外國公民逃離法國司法制度,我們也會很生氣。”
戈恩生在巴西,長在黎巴嫩,學生時代就讀於法國頂尖學校。如今,他準備長久地在黎巴嫩生活,並計劃花更多時間料理他在當地投資的酒莊。
即便戈恩未來會遠離現有的職業生涯,但這位商業傳奇估計不會願意淡出人們的視線。
他熱愛聚光燈,曾在凡爾賽宮舉辦瑪麗 · 安託瓦內特主題派對,慶祝自己第二次婚姻及妻子卡羅爾50歲的生日。
跨年夜,他們去了一個密友家中參加派對。 而新年第一天,卡羅爾又帶著自己逃出生天的丈夫,在 St。 Charbel 雕塑的腳邊點燃了一支蠟燭。
St。 Charbel 是基督馬龍派聖人,此人在黎巴嫩隱居了23年,被無數信徒當作奇蹟的締造者。
對於戈恩的出逃,卡羅爾告訴《華爾街日報》:“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禮物”,並加了一句:“我相信奇蹟。”
▲戈恩和妻子卡羅爾。
成為國際通緝犯的戈恩,宣稱會組織力量來洗脫自己的罪名。 “我已經習慣了所謂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在釋出會上這樣說。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28395。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8/business/carlos-ghosn-beirut。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20/01/05/business/ghosn-lebanon-escape-japan-intl-scli/index。html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statement/28407。html
https://www。wsj。com/articles/inside-carlos-ghosns-great-escape-a-train-planes-and-a-big-black-box-1157844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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