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祥沙孟海對敦煌遺書書學價值的認識

書學研究豈能例外

本文轉自【美術報】；

學術研究講求“三新”，即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書學研究豈能例外。20世紀初期，安陽殷商甲骨文、莫高窟敦煌遺書、西北秦漢簡牘、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陸續發現，成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最轟動的“四大發現”，從而迎來了中國學術繼乾嘉學術後的又一次飛躍發展。其中敦煌遺書的發現，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產生較為深刻的影響，要稍稍滯後一些，主要原因在於：1900年敦煌遺書發現，當時正處晚清碑學思潮鼎盛之際，深受碑學洗禮的新派書家與堅守二王帖學的傳統書家，對敦煌遺書中所蘊含的藝術資源及其書史價值，一時還無法充分認清。儘管陸續有人對敦煌寫本中經生書的楷書、草書墨跡之於考察書體發展的作用，以及其中對王羲之書跡的若干臨本之於認識東晉行草新體在西北地區的流播作用等有所重視，但仍然偏向於文字學、藝術史的功用，而書法藝術的借鑑除了少數先行者對其中章草書跡的利用，其他方面就顯得較為沉寂。

附圖1 東晉寫本《十誦比丘尼波羅題木叉戒本》區域性並張宗祥跋，浙江省博物館藏

20世紀最後20年以來，書法界對敦煌遺書中藝術資源的借鑑與利用，逐漸開明，但也爭議寖多。其實，在20世紀初期新學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書家，在20世紀中後期已經曾對敦煌遺書進行了深具書法學術意義的探究。本文以張宗祥與沙孟海兩位先生為例，圍繞他們對敦煌遺書的書學認識作一簡要論述。

需要說明的是，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的有關論述，多與浙藏敦煌文獻有關。杭州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不僅原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有中國大陸的三大敦煌學研究中心之一，而且浙江省博物館（以下簡稱浙博）的敦煌文獻藏品頗有特色。而浙博館藏敦煌文獻，與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皆有深厚淵源。張宗祥（1882-1965）自1950年3月起一直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浙博館藏敦煌文獻90%以上曾是張先生的舊藏；沙孟海（1900-1992）長期供職於浙博，先後任浙博歷史部主任、名譽館長，對館藏敦煌文獻多曾寓目。兩位先生均是著名的文史學者和書法大師，深有交誼，且為前後擔任西泠印社社長，因此，他們對於敦煌遺書書法藝術的認識是有很好的學術價值的。

毛昭晰主編《浙藏敦煌文獻》前言有云：“如浙江圖書館前館長張宗祥先生曾將其妥藏的敦煌寫卷稱為‘敦煌片羽’，並作過若干題跋，今浙江省博物館的一百五十五件藏品即為張先生原藏。”全編共收藏品200餘件，浙博館藏佔176件，其中155件為張宗祥先生的舊藏。因為編纂《浙藏敦煌文獻》而調查浙博館藏之品的時間，據該書序言可知為1998年至1999年下半年前。根據參與其事的敦煌文獻研究專家黃徵在其主編的《浙藏敦煌文獻校錄整理》一書的序言中回憶：“大家在浙江博物館、浙江圖書館等公立機構進行普查，結果大有發現，例如浙江博物館的紙質藏品登記冊上查到‘唐人寫經殘片一大包’，開啟一看，大家都驚呆了，原來是著名學者張宗祥先生整理的七十多個敦煌寫經經袟、引首之類的殘片，而且明確註明出自敦煌。原以為浙藏敦煌文獻數量不多，經過查詢，居然數量達到了200多個，而且內容豐富，名家收藏題跋，頗能引人入勝。”

附圖2 沙孟海另紙跋浙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十七·初分無所得品》

張宗祥題跋文辭長短不一，其中較長者如跋《十誦比丘尼波羅題木叉戒本》，明確關注了該寫本的書法藝術價值：“北魏寫經。魏時書法隨地有異同，河南、山東、陝西各成風氣。此頁拙而厚，蓋陝宗也。白麻紙。”（見附圖1）更多僅作“抄經賬目”“詩”“詩中賬本”等內容、文體的審定。《浙藏敦煌文獻》卷首一幀彩圖中有沙孟海《唐寫妙法蓮花經卷》《唐寫妙法蓮花經精品》題簽，雖未署名，當令人一望可知確是沙先生手跡；而在浙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十七·初分無所得品》後有另紙題跋一則（見附圖2），集中論書，篇幅尤長，此跋後收錄於《沙孟海論書文集》，註明時間為1975年。王宏理認為：“估計當年處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目錄時有些感想，但只能另寫一紙，且不敢署名。”

張宗祥、沙孟海兩位先生對敦煌遺書的書學價值的認識，並非僅限於這些題跋，而是較為廣泛地貫徹於他們的書學論著中。

漢·永元五年器物簿編冊

張宗祥《論書絕句》有《唐人寫經》一首，自注有云“所見唐人寫經凡八千卷”，數量實在極為驚人，何以有此機緣？《〈冷僧自編年譜〉簡編》“1919年38歲”條有記：“任京師圖書館主任。圖書館集外閣殘遺、文津《四庫》、敦煌經卷諸珍品及普通書籍而成，隸於教部。……而敦煌寫經七千餘卷字，傳者盡屬硬黃，又足證古人喜書素絹，實為愛用光紙之故。”京師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來源，據《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前言》記：“敦煌遺書的發現沒能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重視，一些外國探險家卻聞風而來，以種種不光彩手段騙得大批敦煌遺書與其他文物，捆載以去。迨訊息傳到北京，在學者們的呼籲下，1910年，清政府學部諮甘肅學臺，令將洞中殘卷悉數解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當時京師圖書館從中挑選較為完整者，編為8679號。

張宗祥先生的書學論著主要有《書法源流論》《論書絕句》《臨池一得》等存世。雖不甚多，但書學主張已表露無遺。《論書絕句》中另有《康有為》一首：“廣列碑名續《藝舟》，雜揉書體誤時流。平生學藝皆庬亂，似聽鄒生說九州。”自注雲：“南海《廣藝舟雙楫》一書羅列碑名，極少名論，幾類碑目。其平生所書雜揉各體，意或欲兼綜各法，竊其歸，實一法不精。……予曰：‘一字之中，起筆為行，轉筆或變為篆隸，此真一盤雜碎，無法評論。’”而康有為對自己“雜揉各體”的書法極為自得，晚年作《天青室白行書七言聯》並長題雲：“自宋後千年皆帖學，至近百年始講北碑。然張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鄧完白寫南碑漢隸而無帖，包慎伯全南帖而無碑。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況兼漢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謬欲兼之。康有為。”再題曰：“鄙人創此千年未有之新體，沈佈政子培望而識之，鄭叔問識而奪之，移贈翰臣，得人哉！”康有為（南海）、沈曾植（子培）、鄭文焯（叔問）等人清末民初書壇的影響極大，其時的碑學思潮極大豐富了書法取資的視野，導致用筆集大成式出現，試圖突破傳統二王帖學體系。沙孟海先生在《清代書法概說》中認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對當時書法界有“發矇振聵”的作用，“這本書一百年來譭譽參半，今天我們實事求是，應該肯定他領先宣傳啟迪之功，至於他提出的有些論點，當然有時代的侷限性，具體問題應該作具體分析。”沙先生一生的書學主張受《廣藝舟雙楫》影響深刻，雖在早年《近三百年的書學》及晚年行文中對康氏此書若干觀點有所辯駁，而實旨在迴應外界對此書之駁難。今天，我們應該要充分主要到敦煌遺書的發現之時，正是碑學大纛高舉之際，舍此背景而論敦煌遺書在發現之初未能受到當時書壇的足夠重視，無疑有失偏頗。

張宗祥先生書法一生致力李邕最多，所得亦深，而錢君匋《我和張閬聲先生》整文中皆言學董其昌字，不及李北海，可謂獨具隻眼。張氏晚年自編年譜有云：“海內談書法，除老友尹默外，恐不多矣！尹默功過予，資秉遜予。”自此張氏書學理路已很清楚，與沙孟海不走趙孟頫、董其昌“二王舊路”，直接上參鍾繇、索靖者不同，即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所稱“舊學”。

張宗祥先生對敦煌遺書的看法在晚年《論書韻語》開篇有云：“我欲師晉人，晉帖鉤摹神已損；我欲師宋人，宋賢規範去晉遠。平生自許有墨緣，真跡八千曾披看，雖為寫經少名手，楷法端妍亦強半。其中六卷最名高，二為東晉四六朝。用墨之濃若點漆，運筆之快如揮刀，乃知魏晉諸名帖，自上石後存皮毛。”可知敦煌遺書對其之重要，而《論書絕句》中分《晉人寫經》《六朝寫經》《唐人寫經》更有全面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