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取經”故事逐步成為市民娛樂重要題材並被不斷地附加與強化

玄奘歸唐後，舉國歡慶，其人受到皇室貴族與王公戚宦的熱烈追捧，這自然成為弘教普法的絕佳教材，但是先前受詔而成的《大唐西域記》以西行遊記為主，有關佛跡靈異事情並不太多，因此有必要圍繞

“玄奘西行”故事重新撰寫一部更利於弘法廣教的佛教人物傳記。

正是在這種因緣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得以成書，此書亦強化了玄奘法師在圓寂後的功德地位與世俗影響力，而這一點亦成為西遊記故事傳播的關鍵因素。由此推斷，雖然在玄奘前後均有西行求法且功德顯著者，但只有玄奘因唐朝皇親貴戚、名公巨宦的鼎力扶掖，加之以兩部著作的弘法加持，使

“玄奘西遊”成為唐人喜聞樂見的重大事件，從而為“西遊記”故事的世俗化改造奠定了基礎。

在此背景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以下簡稱《詩話》）成為“西遊記”故事發展的重要一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與唐代盛行的俗講變文關係密切，俗講變文是佛教僧徒為信眾弘法並邀取佈施的一種重要藝術形式。在《詩話》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俗講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

據現有材料推斷，至晚從《詩話》開始，玄奘就被改造成歷劫轉世的求法僧形象，在《詩話》第八回，深沙神雲

“項下是和尚兩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而在雜劇《西遊記》中，沙和尚亦云：“那廝（唐僧）九世為僧，被我吃他九遭，九個骷髏尚在我的脖項上。”

降及明代，小說《西遊記》中沙僧亦言：

“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但此並未言及唐僧前世故事。細繹之，唐僧的前世故事可能與佛教一貫的“歷劫成佛”思維有密切關係。吳承恩並未讓沙僧言及唐僧前世而是最後由佛祖點明金蟬子身世，這個情節是作者充分考慮到沙僧的實際身份而有意設計的。

佛典認為佛陀有掌知前世後世的智慧，而一般菩薩、羅漢、仙聖等並無此等能力，所以為了更符合佛典與認知邏輯，因此，吳承恩把這段情節進行了修改。從某種意義上說，

“西遊記”故事從“玄奘西行求法”逐步演變為“唐僧西天取經”，其背後滲透著強烈的世俗倫理意識。在《詩話》中，對佛法宏大的闡釋已成為“西天取經”故事的重點，無論是對佛國勝土的描繪，還是對妖怪精靈的感悟與降服，都統一於佛法宏大這一主題之下。然而降及元代，“玄奘取經”故事的戲劇化逐步代替了《詩話》的弘法特徵。

在《西遊記》雜劇中，

“玄奘求法”已嬗變為唐僧取經”，玄奘西行的主動蛻變為佛法東傳任務的被動。這就變相地消解了玄奘西行的主體角色與宗教神聖，從而為宗教故事的世俗娛樂轉變奠定了倫理化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孫悟空等取經角色亦逐步進入到取經隊伍，並逐步形成取經四人組的人物框架。這種變化反映了在娛樂悅眾的影響下世俗倫理生態對傳統宗教故事的侵蝕與改編。“唐僧取經”故事逐步成為市民娛樂的重要題材並被不斷地附加與強化，而原來神聖崇高的求法故事則被沾濡上世俗倫理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