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戈巴迪的大部分作品中超現實主義詩意與意象化的表達

2000年，巴赫曼·戈巴迪憑藉長片處女作《醉馬時刻》，獲得第5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攝影機獎和影評人費比西獎，這也是伊朗庫爾德人自己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兩年後，他的第二部長片《栗色伊拉克》獲得了第5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弗朗索瓦·加萊獎。第三部作品《烏龜也會飛》講述的是伊拉克和土耳其交界處的一個庫爾德村莊一群孤兒以撿地雷為主謀生的故事。這部影片真正地讓庫爾德人的生存遭遇被世界觀眾所知，當年不僅代表伊朗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更收穫了四十多項國際電影節獎項，成為巴赫曼·戈巴迪自己甚至是伊朗獲獎最多的一部電影。

在巴赫曼·戈巴迪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採用記錄式的現實主義手法來進行主題的表達。《烏龜也會飛》雖然和導演的其他影片一樣，但同時又滲透著超現實主義的魔幻色彩，在真實的基礎上點綴著回憶、虛幻和夢境的想象，透過這些意象化的表達，讓原本些許乏味的影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僅拔高了該片的立意，也提升了伊朗電影整體的創作水平。其對於超現實主義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人物的意象化設定

影片雖然全都由非職業演員本色出演，但導演在設定人物角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運用了寓意的方式。比如能夠預知未來的無臂男孩漢高夫，始終都穿著紅色裙子的女孩亞格琳，以及天生就是盲人的“弟弟”里加等等。這樣的人物形象塑造能夠讓人明顯感受到導演的用意。雖然漢高夫能夠預知死亡和戰爭，卻阻止不了悲劇的發生和即將到來的戰爭，庫爾德人所面臨的災難是不可能靠一句預言就能倖免的。亞格琳的紅裙從頭到尾就和影片中的場景格格不入，這不僅僅是她被強暴後心靈浸染的顏色，更是庫爾德人被戰爭侵害的傷痛。“弟弟”里加先天性的眼盲則是導演對庫爾德族渺茫前景的一種視而不見，因為他不願意讓庫爾德人的下一代睜開眼就看到悲慘的現狀。

（二）動物的寓意性呈現

除了人物之外，影片中還出現了紅魚和烏龜兩種動物，它們也都帶有深刻的寓意性。紅魚總共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男主人公衛星向女孩亞格琳表示愛意的時候，衛星告訴亞格琳他曾見過漂亮的紅魚，並且答應會給她捉一隻；第二次是在影片結尾處，衛星的小夥伴給他帶來了期待已久的紅魚，但其實是染紅的假魚。紅魚就如同一個美麗且善良的謊言，和他對亞格琳的愛一樣，根本不可能會有結果。此外，在村莊的湖底處，衛星看到了一隻努力向上爬動的小烏龜，沉重的龜殼就如同揹負著戰爭宿命的庫爾德人。因為庫爾德族的每一個人生下來就被“龜殼”緊緊地黏住了，導演透過動物呈現了獨特的寓意性，這也是對庫爾德族人當下命運的一種隱喻性表達。

（三）場景的詩意化表達

在影片中，導演還設定了大量詩意化的場景，比如開頭和結尾出現的湖水、佈滿濃霧的天氣以及水面上燃燒的火等等。這些景象的展示都有著極其濃郁的含義。水，猶如一面清澈的鏡子，讓亞格琳回想起自己被強暴的悲慘遭遇，最後她將自己的“弟弟”即孩子里加的生命也葬送在水中；霧，反映了亞格琳對未來命運的迷茫，也正是在大霧中，她狠下心將里加放在野外的地雷區，任其自生自滅；火，本來是亞格琳自殺所點燃的，但最終又成了她想活下去的願望。透過此類詩化的處理，巴赫曼·戈巴迪的電影如同插上了超現實主義的翅膀，向著電影的天空展翅騰飛，在極其冷靜樸實的影像中實現了電影語言的革新與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