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的身份危機：是我的？或者不是我的

對合法的所有權，馬龍有自己的“定義”：“只有那些我弄明白了下落、可以輕而易舉地抓到的東西才是我自己的”（78）。但他也意識到，在一些場合，照“定義”屬於他的東西卻未必真真切切地是他的個人財物。那些東西就擺在那兒，像所有者本人一樣無法解釋，沒有歷史。雖然他可以“使用它們”，也知道它們的下落，但那夜壺和湯鍋——那些物品的代表——卻“不像是我的”（81），於是他不禁懷疑“出岔子的是不是那定義本身”（81）。像所有者一樣，那些物品也捲入了一場身份危機，而且就像是在瓦特的唯名論中一樣，試圖講出一個最終的、確定的清單時，馬龍應用了這一標準，這“展現了對所有格代詞的徒有其表的運用，大體上闡明瞭第一人稱的用途”注271。雖然按照定義，“我”不是夜壺和湯鍋的合法所有者，而是實際佔有者，可是“我說我的夜壺和湯鍋，正如我說我的床、我的窗子，正如我說我那樣”（81）。這裡，所有代詞“我的”和賓格代詞“我”“標明瞭意識的物件被便利地或者習慣性地與有意的主體合併了”注272，但說話人借用代詞說出的斷言卻在名義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一斷言只是從說話人的經歷或記憶中得不出一致的證據的一種假定。

同樣，馬龍視若生命的那頂古老的帽子也是他喪失身份的標誌。它本該有助於所有者歷史的恢復，因為“它興許是……我還沒有忘記其歷史的唯一的物品”，可以“讓我想起那過去的美好時光”（79）。確實，那頂帽子就像是所有者身份的標誌，能擔當起“同我隨葬”（79）的榮耀，可是由於失去了帽簷，那頂帽子變形成了“蓋在香瓜上的鐘形玻璃罩”或者“一個大球”（79），實際上象徵著馬龍身份的崩潰，而非在歷史中的形成。同樣，“我的照片”（80）也從來沒把“我”——看照片的人——的相貌清晰地展現出來過，因為事實上，它只是“一頭驢子”（80）——與馬龍相對的滑稽的他者——的滑稽的照片。作為隱喻，“他們把硬草帽擱到它頭上”時，那頭驢子“頭耷拉得低低的”（80），於是“它那美麗的眼睛”就沒有“在賽璐珞上留下影子”（80），彷彿“它不樂意”認出自己一樣。而且，驢子的“輪廓模糊不清，攝影師咯咯地笑著時抖動了照相機”（80），因此無論驢子還是馬龍都無法看到自己清晰的映象。

毫無疑問，“身份之謎”是“馬龍首先關心的問題之一”注275。藉助“所有這一切關於生與死的廢話”（53），馬龍只是想找出“整個令人遺憾的事務的終結，……馬龍……與他者的事務的終結”（51）。正如他逐步懂得的，生死界線的模糊性和主體性的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因為他的唯我論遭受挫折，就是因為他一刻不停地追索到底該怎麼活著，活著又必須死掉的到底是什麼。雖然他多次提到“遊戲”，他的藝術追求最終還是採取了努力把兩端和手段聯絡起來的任務的形式，但這一追求還是沒能幫他從一段破碎的歷史、一堆失控的物品和一些迷濛的回憶中獲得身份感。在貝克特的文字中，主體性總要打上大問號，眼下“沒有了養育他的母親和保護他的父親”，馬龍就不得不“向個體的自我尋求指導”注276，以觀察主體是不是真的就是那唯一不可動搖的、經過了笛卡爾的條分縷析的確定性。

但是，在拉康就主體與他者辯證關係的闡釋看來，馬龍在與他者的遊戲中必將失去主體性，正如他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財物那樣：那些財物一會兒不見蹤影，一會兒又冒出來，同樣沒有確定的身份。他的主體性危機危害到了他作為遊戲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