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中對於孩子的描寫有什麼不同？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與弟弟周作人是不得不提到的兩人，兄弟二人自幼一起生玩耍讀書，而在1920年開始分道揚鑣。當我們以文學角度來看兩人的文學作品時，可以說這兄弟倆都為中國貢獻了無比重要的文學作品。而這兩人在寫作風格、主題、技巧等方面都各有不同，甚至有時候是兩個極端，尤其兩人在對“孩子”的描寫上，可以說是直接造成了現代文學的分野。

周樹人與周作人

熟悉魯迅的人都知道他的筆鋒很多都是冷峻的，在一片祥和的氛圍下他總是能冷峻地說出一句不那麼和諧的話。在對“孩子”這個形象的描寫中，魯迅寫出孩子在封建社會下的苦難生活，他並不歌頌孩子的美好、純真和善良，而是描寫封建社會下孩子是怎樣被奴役成一個“吃人的人”的。

例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到

“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甕一樣，臉色也都鐵青”

。在《風波》中小女孩六斤，大聲罵九斤老太太

“這老不死的！”

魯迅用冷漠的言語描繪出孩子本不該有的“壞”，而魯迅這樣寫是因為他相信孩子才是未來中國的希望。他曾寫道

“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還曾在《孤獨者》這本與魯迅人生經歷極為相似的小說中寫到

“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後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育壞的。原來卻不壞，天真，我也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有在這一點。”

可魯迅接著又說到

“如果孩子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麼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含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才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何嘗是無端？”

這一前一後的對話也正體現了魯迅內心對孩子的心裡鬥爭，他既相信孩子本性是好的，同時他又覺得以環境來為現實孩子做辯護多少有一些一廂情願。但總體上魯迅對於孩子是抱有無盡的希望的，他在《故鄉》一文中說到

“他們都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有了這份希望，是我們在那些“壞”孩子中有看到一絲光芒。

而在周作人的筆下，孩子總是被歌頌的，是純潔的，美好的。這與五四時期傳入到中國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有很大的關係。泰戈爾的《新月集》就是一本歌頌孩子的詩集，這讓當時的一些作家有強烈的共鳴。

而且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老者作為某種具體的形象，而孩子的形象往往很少被提及。在五四反封建的大趨勢下，孩子作為老者的對立面，自然成為了作家們一片有希望、朝氣蓬勃的“新月之國”，有了一大批的追隨者。這類作品主要以詩歌為主，是最能抒發作者情感的文學型別。在這些作品中對孩子的讚美之詞溢於言表，但這些孩子的形象都是不具體的、單一的、抽象的。並且這些詩歌作品的描寫也是單向的，與泰戈爾的《新月集》以孩子的視角來寫作完全不同。周作人寫了很多關於孩子的詩歌，比如他在《小孩》中寫到

“你們是可愛的不幸者，不能得到應該得到的幸福的小人們。”

這種對孩子的羨慕與悲哀的複雜感情與他哥哥魯迅不謀而合。

同時周作人還是一位學者，他以一個學者的眼光認同孩子的思維與情感和原始人是相似的。他在新文化運動中鮮明旗幟地提出了“兒童的文學”的口號，尖銳地指出孩子在中國歷史的地位低下。他因此寫了很多兒童文學理論的文章，成為了“五四”兒童文學理論的最早開拓者，而後來的冰心等作家都延續下來。

兄弟二人共同發現了孩子在中國歷史上不被看見的那一面，而他們自身的性格氣質、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又讓他們筆下的孩子呈現出了不同的形象。周作人由於自身的學術研究更易發現兒童原始、自然的一面，在兒童的生活中發現最純真的藝術。而魯迅是以改造國民性為目標，展現了孩子在封建社會下的悲慘生活和遭遇，他展現了孩子是怎樣被“吃”又是怎樣被迫去“吃”人的悲慘社會。

他們在截然不同的立場上沒有孰好孰壞，周作人謳歌孩子身上藝術性的一面，魯迅則是冷峻指出孩子身上社會性的一面，而這兩種不同的側重點也間接導致了文學界的分野，一邊是偏向於藝術的文學學派，一邊是偏向於揭露現實的文學學派。即使兄弟二人在孩子這個主題上體現了不同的風格，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孩子總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