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地理環境論”能回答“李約瑟難題”嗎？

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文藝復興？為什麼工業革命是發生在英國？為什麼現代科學只在西方世界興起？ 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熟知的“李約瑟難題”的變體。從1750年左右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工廠、鐵路和炮艇的出現推動了西方國家在19世紀的崛起，在過去的200年中西方主導了世界程序。

斯坦福大學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指出為什麼西方的統治地位既非長期註定，也非短期偶然。他認為，地理因素決定了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的腳步，社會發展又反過來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近日，在中信經典叢書·世界史系列的解讀專場，經典領讀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圍繞《西方將主宰多久》這本書，分享世界近200多年的曲折歷程，從文明程序的東西方比較看待當下世界的發展脈動。在他看來，莫里斯、戴蒙德等人的“地理決定論”忽略了價值觀對文明程序的潛在影響。下文為何懷宏在活動上演講的整理。

嘉賓｜何懷宏

整理｜李永博

量化歷史，社會發展決定國家命運

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莫里斯寫的《西方將主宰多久》，講的是東方為什麼落後，西方為什麼崛起，也就是西方為什麼現在在統治或者支配著世界。在作者看來，西方並不是一直走在前面。從約公元500年到15世紀的1000年間，是中國、是東方走在前面，但近代以來逐漸落後。

這本書是他思考歷史和文明、東方和西方多年來的成果。他希望讓歷史儘量地量化，用數學圖表、資料來支援他的論證，他提出“社會發展指數”的概念，提出“四個要素”作為衡量的標準：第一個就是能量的獲取，你是怎麼獲得能量，透過什麼方式，能夠獲取多少；第二個是社會組織、社會制度；第三就是戰爭能力；第四就是資訊科技。他試圖從這四個方面儘量地搜尋資料，進行統計，來衡量歷史。

《西方將主宰多久》是中信經典叢書008“世界史經典”系列，會集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大衛·克里斯蒂安《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伊恩·莫里斯《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麼會落後，西方為什麼能崛起》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8部西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典歷史著作。

關於能量的獲取，莫里斯在《文明的度量》一書中認為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採集狩獵，是最自然、最簡單的，不會太破壞生態環境，但是獲取的量也較少。第二個階段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養活的人口較多，有穩定的收入和預期，也就有比較大的人類聚集地，甚至出現了城市。第三個階段是工業文明，這個階段的能量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氣等等，有了動力和能源，人類就大大地增長了自己的體能。到20世紀我們發現了計算機、電腦、網際網路、人工智慧，開始不斷增加人的智慧，替代我們的腦力勞動，記憶、計算，甚至推理等等。

莫里斯還有一本書叫《戰爭》，書中提到從長期來看，儘管戰爭帶來了殺戮和血腥，卻使人類更安全、更富庶。可是戰爭有自己的邏輯，儘管可能產生了好的客觀結果，它仍然讓成千上萬人喪失生命和財產，因此，要如何看待戰爭這種大規模的殺人武器的出現也令人深思。

《戰爭》，伊恩·莫里斯著，欒力夫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地理環境讓西方主宰世界

透過莫里斯的思想背景我們可以預想到，《西方將主宰多久》這本書，不僅是討論西方，而依然是在一個東西方比較的框架中討論人類的文明的歷史。

近500年，或者說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為什麼中國落後了？曾經的中國不僅是世界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很多先進的技術也是中國發明的，而且這些文明都是關鍵性的：造紙術、火藥、對航海意義重大的指南針等等。但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文藝復興、科學復興、工業革命？為什麼鄭和那麼龐大的船隊能夠下西洋，卻沒有發現新大陸？

李約瑟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也提出過類似的問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近代以來也有很多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不僅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而且還有拉美人、太平洋島嶼上的土著部落。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也是以類似的問題意識為主導的一部當代名著。“當地人說為什麼自己沒能生產出貨物，而西方人生產出這麼多貨物來？”戴蒙德把這個問題抽象化，提升到為什麼歐洲能夠征服美洲、澳大利亞，而不是東方人、美洲人去征服歐洲。這本書一開始就假設了場景：與鴉片戰爭中國累遭打擊、侮辱相反，是英國的女王跪著接受中國總督帶來的皇帝聖旨。

《槍炮、病菌與鋼鐵》，［美］ 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對於這個問題，莫里斯和戴蒙德的答案是接近的，他們認為雖然也存在社會組織、存在其它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地理環境的因素，例如歐洲地區尤其是地中海世界從來沒有統一過，總是分裂成很多個國家，統一和分裂在他看來就是造成後面東方落後的一個重要或者首要原因。

我們承認地理環境在文明的早期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像是為什麼農業文明都發生在幾大流域，即有河流和水的地方？最早的埃及文明發生在尼羅河流域，巴比倫文明發生在兩河流域，印度文明發生在恆河流域，中華文明也發生在黃河、長江流域，為什麼？還有一個因素也跟地理有關，是當地有多少可以馴化的動植物資源。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可能是狗，現在看人類成功地馴化出了牛、馬等等，但是也有些動物很難馴化，比如河馬。植物也是如此，人類研究很久才培育出麥子、稻子。水源和能馴化的動植物資源，在農業文明初期都起過很重要的作用。

地理環境的作用尤其是在農業文明時期格外彰顯。中國2000多年的農業文明技術手段讓我們在即使無法實現航空或者大規模航海的條件下也能過得相對繁榮富庶，加上平原地形不容易分裂割據，所以古代中國經常是統一的。我們承認地理環境的作用，但也容易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地理環境在世界變化最快的幾百年，和過去沒什麼變化，那為什麼社會變化那麼快？經濟和技術變化那麼快？這好像用了一個持久不變的因素來說明一個時刻在變的因素，不太具有說服力。

價值觀引導人類程序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莫里斯、戴蒙德都很少提到甚至是忽略，就是價值觀。培根在17世紀初曾寫過《新工具》《學術的進展》，談到價值觀的作用。在兩千五六百年的時光中，他覺得在只有五六個世紀裡，人們比較關注經濟、物質、技術的發展和自然知識，而且也不是全心全意，其它時候則並不以經濟為中心。如歐洲中世紀，那時人們把人生看作一段朝向彼岸的旅程，不太重視此世的生活，它的精神信仰決定人們不會太重視物質生活，最聰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不是想著當企業家、發展經濟、發明技術、發現科學，而可能是去教會做牧師，到修道院做修士，這個過程中價值觀起了很大作用。個人也是如此，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持什麼樣的價值觀，這在相當程度上會決定我們的生活走向。

比如中國，是最近一百多年、幾十年裡中國人突然變得很聰明，所以有了經濟的崛起嗎？或者是中國的地理環境發生了鉅變？其實沒有，還是價值觀、制度、社會組織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這40多年裡就取得了一個巨大的進步。

所以我比較奇怪像莫里斯、戴蒙德他們為什麼那麼忽略價值觀以及價值觀影響下的制度和政策，為什麼那麼強調地理環境。

這些地理、物質條件起很大制約的作用，但最大的決定論是地球決定論，而不是地理決定論。人類生活在地球上，至少現在不是跨星球生存的動物，地球是人類的家園，決定了我們可能有作為的大致範圍，我們不會去設想走出太陽系開發殖民地，也許哪一天真的走出地球，也是在太陽系裡面，在火星或者什麼地方，也不是大規模的。這都是環境的一種決定因素。地理環境的決定因素必須在一個很長的時段可能最有效，而幾百年、幾十年，甚至短短几年還用地理環境來說明，則不是很有說服力。可能關鍵的還是價值觀，以及思維方式。

例如在17世紀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牛頓，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一種來自古希臘的理性思維，一種相當抽象、公理化的演繹，這個對科學理論的發展是相當關鍵的，也是一個因素。

這些可能都是涉及到影響東方在科學上近年以來落後的一些因素，如果西方人的志向，也就是價值觀，轉到了不是彼岸，而是此岸；不是精神，而是物質的時候，他們過去積累下來的抽象思維的一些優勢可能就會很起作用。

我們在回答莫里斯的問題的時候，確實應該很重視地理環境這些因素，但是也不可忽略價值觀、志向、思維方式這些可能相對精神化的因素。

嘉賓｜何懷宏

整理、編輯｜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