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無解”

梵高一筆怎麼弄

在梵高一生寫給弟弟提奧的800多封信箋裡，他聲稱，不論酸甜苦辣，他都能一口口地把它嚥下去，並一再強調：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設想我是不幸的。

梵高的信箋

你所知道的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是荷蘭後印象派畫家、後印象主義的先驅。人們看到他的畫作，讚歎他的天才和對色彩的感受力及掌控力。但是如果你只看過梵高的畫，那麼你至多隻瞭解了梵高的十分之一。而這剩下的十分之九，都在梵高的書信中。

透過書信，你能瞭解到的梵高，將顛覆你對他以往的認知。

荷蘭畫家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梵高自畫像

梵高生前與他最親密的人是他弟弟提奧。在現今儲存下來的902封梵高的書信中，其中的819封是梵高寫給提奧的，還有83封是朋友或家人寫給梵高的。梵高去世後，提奧也在不久後去世。提奧留給妻子喬安娜數百幅梵高的畫作和兄弟間的書信，喬安娜向丈夫保證要讓全世界認識梵高。

梵高與弟弟提奧生前手足情深，死後也合葬在一起。

經過喬安娜15年的努力，梵高終於得到了世界的關注，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喜愛他的作品。喬安娜還將那些書信編輯成書在1914年出版，也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梵高書信全集》。

可以說，沒有提奧，梵高成不了畫家；沒有喬安娜，梵高不會成名。

左圖為小文森特（梵高的侄兒）、喬安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右圖為第一版的提奧與梵高的書信集。

“最奢侈的窮人畫家”

人們認為梵高一生窮困潦倒，其實不然。

梵高的弟弟提奧，作為當時有名的畫商，一直給予梵高經濟上和精神上的資助。每當梵高在經濟上陷入窘境時，他都會透過信箋向提奧求助。

提奧是哥哥的忠實崇拜者，以至於他每個月都會寄給梵高一筆高達150法郎的生活費（在當時，一個大學教授的月收入才120法郎）。

而這些費用通常會被梵高在一個星期之內用完，於是提奧不得不每個月再給梵高多寄兩三筆錢。

梵高生前唯一賣出去的畫作《紅色葡萄園（The Red Vineyard）》

不同於那些因為窮困不得不以最樸素的方式來生活的畫家，梵高可以說是“最奢侈的窮人畫家”了。提奧每個月寄來的錢，不僅被梵高用來買昂貴的畫材，還會被用來買價格不菲的衣服和酒，甚至用來負擔當時和梵高一起生活的伴侶西恩以及西恩全家的生活。

西恩給了梵高家庭般的溫暖，也給了他創作的靈感，梵高以她為模特創作了這幅畫。

善變任性的小孩

在所有過往的資料中，有關梵高的形象都是一個勤奮努力且極具繪畫天賦的畫家。但是如果你讀過他的書信，就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感性善變的任性小孩。在走上藝術道路之前，梵高曾經做過傳道牧師、教師，甚至藝術商人。

梵高《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

1881年12月底，他突然給提奧寫通道：“提奧，我甚是喜歡我的繪畫箱。而我認為，此箱之得，與其得之便立即用於著手作畫，實不如先專注繪畫至少一年之久。因此，提奧，我真正的生涯——繪畫開始了。今我執此一念，你認為可好？”

梵高手稿

梵高在其生命的最後10年才開始畫畫，且有過各種不同的喜好和想法。

他會短期痴迷於研究某一個作家或是藝術家，但他的興趣和品位也會隨著內心需求而疾速轉變，甚至常常果斷而徹底地否定掉自己過去辛苦構建的審美和思維成果。

梵高書信手稿梵高《織布工的左側和紡車》

每嘗試一種新風格之初，梵高便在與提奧的通訊中誇誇其談：“最近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我身上已經發生了一場革命！預感接下來就會產生一批驚世之作！”

然而，每當提奧想要與哥哥當面對峙，或是提議哥哥再寄兩幅畫來的時候，梵高卻彷彿失憶了一般：“我還沒準備好，你不該要求一個剛剛開始研究新風格的人立刻就出成果。”

梵高手稿

是天才，不是瘋子

梵高的職業畫家生涯只有10年，卻創作了近900多幅作品與1100多幅紙上素描，如此高產會讓人們誤解他無時無刻不在畫畫，其實也不然。在梵高的生活中，花費在閱讀和寫信上的時間遠遠高於繪畫。透過書信可以知道，他一天中80%的時間都在幹別的事情。

從這點上來說，梵高的確是一個天才，一個高效率的天才。

梵高書信手稿

人們普遍認為，梵高是一名浪漫的藝術家，他在情感衝動下成就經典。而梵高研究專家盧伊藤卻表示，他自己的書信揭示出了相反的事實：“他繪畫謹遵，花費很長時間潤色精煉，併為每幅畫寫一段結語。很多人認為，他在畫布上隨意揮舞。但如果你看到書信的手稿，就會發現他在不斷地修改。

梵高《夜間咖啡館（The Night Cafe）》

1890年7月10日，梵高在給提奧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雜亂無章的天空下有大片麥田，我沒有必要表達悲傷與孤獨。而真正偉大的藝術，都是作品加上藝術家全部的生命。”

梵高之死

12月8日起，世界首部全手繪油畫電影《至愛梵高》在中國公映，透過大銀幕上流動的梵高油畫筆觸，可以讓觀眾一覽這位後印象派繪畫大師的風采。隨著電影的放映，梵高又成為公眾討論的物件。120多年前，梵高不會想到他的畫作會如此受到歡迎，公眾也那麼熱衷於瞭解他的一切。

關於梵高的死亡，一個流傳已久的版本是死於自殺。而隨著美國兩位藝術史專家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裡·懷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創作的《梵高傳》出版，人們開始接受另一個梵高之死的版本——死於誤殺。

出人意料的是，人們對導致文森特·梵高在37歲就英年早逝的這一影響如此深遠且後果可怕的意外事件所知甚少。

總的說來，可以肯定的是他死於1890年7月27日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奧威爾鎮或是附近所受的槍傷。他是在所居住的旅店吃完午飯後，帶著繪畫工具外出去畫畫的某個時間受的傷。在晚飯剛過的時候，他回到了拉烏旅店，上腹部中彈。他請了醫生來治療，但他的傷口卻是致命的。大約在30個小時之後，文森特離開了人世。

當時照顧他的兩個醫生檢查了傷口，並動手仔細探查了他的上腹部。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首先，子彈並沒有穿過身體而是停留在脊柱附近；第二，造成傷口的槍是一把小口徑的手槍；第三，子彈從一個罕見的傾斜角度射入體內（不是一直向前的）；第四，槍是從距離身體較遠的地方開的，而不是從很近的地方開的。

關於槍擊沒有任何物證。沒有發現任何槍支。文森特在離開拉烏旅店時所帶的那些繪畫工具——畫架、畫布、顏料、畫筆、素描本——一件都沒有被找到。槍擊發生的地點從來沒有被最終確認過。沒有進行過屍檢，那顆致命的子彈沒有被取出來。沒有找到任何關於槍擊的目擊證人。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站出來確證文森特在槍擊發生期間（大約五個小時）的行蹤。

在文森特返回拉烏旅店之後的數小時內，關於他是如何受此重傷的各種流言開始滿天飛。這些流言迅速地整合成為一個故事，描述了在7月27日所發生的狀況。根據這個故事（被幾乎所有後來的記述所採用），文森特從他所住的旅店的老闆古斯塔夫·拉烏那裡借了一把左輪手槍，並在那天下午他通常外出作畫的時候帶上了這把手槍。隨後，他爬上了河岸，步行了一段路程之後，來到了位於鎮外上方的那片麥田。就在這片麥田裡，他放下他所帶的畫具，開槍自殺。這一槍未能致死（子彈沒有射中心臟），但卻使他失去了意識。等到他重新甦醒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所以他無法找到那把槍。他只好從陡峭的河岸上蹣跚而下，回到拉烏旅店去尋求醫療救護。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它給一段不可否認的悲劇人生加上了一個合適的悲劇性結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賞識的藝術家為了逃避世人的漠視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故事不僅很早就出現了，而且很快吸引了人們的關注。在梵高死後的數十年中，他很快聲名鵲起，享譽四方，這個故事當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34 年，這個故事已經被歐文·斯通永遠地寫進了他的暢銷小說《渴望生活》，文森特在麥田裡自殺的故事永久地成為這位藝術家傳奇人生的一部分。20年後，在上世紀50年代，文森特·梵高的聲譽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1953 年是他誕辰100週年紀念，三年後由《渴望生活》改編而成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上映後，他的傳奇聲譽成為了永遠的神話。

然而，當我們回顧已有的證據時，我們會發現可以證明這個故事的可信和可以被證實的證據幾乎沒有。這一附錄的目的，就是給出一段更為符合7月27日事件的已知情況和當事人的記載，仔細找出傳統敘述版本的來源，並且解釋為什麼在我們看來那個記述遠不夠可信。

在電影《渴望生活》上映的同一年——1956年，一位名叫雷內·薩克裡頓的82歲的法國人站了出來，他講述了關於1890年他在奧威爾所認識的一個奇怪的畫家的故事。雷內是一位富有的藥劑師的兒子，他在巴黎郊區長大，梵高去世的時候他16歲。他在巴黎最著名的公德賽中學上學，保羅·魏爾倫和馬塞爾·普魯斯特也曾在這所中學學習，斯蒂芬·馬拉美和讓-保羅·薩特曾在這所中學任教。

據雷內所說，這把槍是古斯塔夫·拉烏賣給（借給）他的。古斯塔夫·拉烏是旅店老闆。

在鎮上的時候，雷內和他的追隨者有另外一種他們喜歡的消磨時光的活動：捉弄加斯頓的朋友，就是那個奇怪的、叫文森特的荷蘭人。他們把鹽放在他的咖啡裡，然後在遠處看著他把咖啡吐出來再生氣地咒罵。雷內回憶說他們把一條蛇放在他的顏料盒裡，當他發現這條蛇的時候，他幾乎要暈了過去。雷內注意到文森特有時在思考的時候會吮吸乾的畫筆，所以在文森特沒看到的時候，雷內就用紅辣椒擦拭畫筆。雷內承認這些行為都是為了“使文森特發狂”。

文森特面對這些捉弄選擇了不生氣。逐步升級的捉弄也沒有讓雷內成為他的敵人。文森特給這個16 歲的少年起了一個綽號“恐怖的燻鯡”， 以玩笑的方式讚揚雷內是個天生的捕魚者。文森特經常看到他穿著那套狂野的西部行頭，所以也叫他“水牛比爾”。但據雷內所說，因為文森特有很“奇怪的口音”，所以他說出的名字是“衰牛屁爾”，每次他說這個名字的時候都會引起人們的嘲笑。

雖然文森特避免和跟著雷內的那夥人接觸（就像在任何他居住過的地方，他都避免和讓他煩惱的人接觸一樣），但他承受著雷內的戲弄卻從不抱怨，甚至脾氣很好（他在寫給提奧的信中從沒提過被戲弄）。這兩個人繼續在拉烏旅店裡喝酒，也在古老的瓦茲河畔的偷獵人酒吧裡喝酒，這個酒吧距離小鎮有一英里遠——雷內稱這裡是“我們最喜歡的酒吧”。文森特原諒喜歡惡作劇的雷內，部分是因為他想與加斯頓保持少見的良好友情，據雷內所說，文森特認為加斯頓在繪畫方面的想法是超前的。當然他也很感激這對兄弟經常為他支付酒吧的賬單。薩克裡頓兄弟對他而言也是極好的陪伴——他們來自一個極受尊重的資產階級家庭，在文森特吸引提奧和他的家人到奧威爾來的虛妄計劃中，這對兄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梵高百年誕辰紀念後的第十年，另一個目擊者站了出來。這位女士的父親1878年曾住在梵高在奧威爾最喜愛的作畫地點附近，那兒也是偉大的法國巴比松畫派名家查爾斯·多比尼過去的住所和花園。20世紀60年代，當她接受梵高的傳記作者馬克·特拉包特的專訪時，只用了她婚後的名字，利貝熱夫人。1890年時她快有20歲了。

利貝熱夫人並不接受梵高在奧威爾公墓上的麥田裡受了致命傷這一傳統說法。她告訴特拉包特：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不說出真相。並不是在那裡，什麼公墓旁邊……梵高離開拉烏旅店，去往夏彭瓦爾村。在布歇街他走進了一個小農場。在那兒他躲在了糞堆後面。然後他做出了幾小時後導致死亡的行為。

利貝熱夫人說她的父親是個傑出的公民，很多年前他就告訴了她這些。“這都是我父親的親口所言，”她說，“為什麼他會想要編這樣一個荒誕的故事來偽造歷史呢？任何認識我父親的人都會告訴你他從來都是讓人信任的。”

數年後，另一個奧威爾居民，貝斯夫人證實了利貝熱夫人的故事。她告訴一個記者說她祖父“那天看見文森特離開拉館旅店去往夏彭瓦爾村”。這位目擊者說，她祖父看見梵高走進了布歇街的一個小農場，然後聽到一聲槍響。貝斯夫人說等過了一會兒，“他又自己走進了那個農場，但那兒看不見其他任何人。沒有手槍也沒有血，只有一堆糞”。

夏彭瓦爾村和公墓後的那片麥田處於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者在拉烏旅店的西邊，而後者在它的東邊。貝斯夫人提到的布歇街和通向夏彭瓦爾村的路相交，就在拉烏旅店西邊不到半英里外的地方。當時，通向夏彭瓦爾的路（現在叫卡諾街） 兩旁是帶著圍牆的農場，正和兩種說法裡描述的一樣，而這兩種說法時隔近30 年。糞堆是這種農場的一個普遍特徵。文森特經常沿著通往夏彭瓦爾的路步行去往四英里外的蓬圖瓦茲，在那兒他能享受到更好的火車郵遞服務， 收取巴黎寄來的物資或者寄送他自己的作品。通往夏彭瓦爾的路還直接通向瓦茲河的一個河灣，此處位於奧威爾和蓬圖瓦茲中間，在那兒經常能找到雷內·薩克裡頓，一來那裡是垂釣的好地方，二來那兒有他最愛的酒吧。雷內總以這兒為起點開始他的冒險旅途，沿著通往夏彭瓦爾的路進入奧威爾鎮。

奪去文森特·梵高性命的那次槍擊可能並不是發生在麥田，而是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的某個農場的裡面或附近，就像利貝熱夫人和貝斯夫人所敘述的那樣。另外，射出致命子彈的那把槍或許並不是文森特·梵高帶進農場的，他對槍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需要它，帶進那把槍的也許就是去哪兒都帶著380口徑小手槍的雷內·薩克裡頓。他倆可能是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偶遇對方的，或者是一起從他們最愛的酒吧回來。幾乎確定無疑的是加斯頓和他倆在一起，因為文森特會盡可能地迴避雷內，不論是當雷內獨自一人還是和他那幫小跟班們在一起時。

一直以來雷內都刻意地激起文森特的怒火來戲弄他。文森特也有過暴力發洩的歷史，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一旦雷內帆布包裡的槍被掏了出來——無論是蓄意還是意外，在任性妄為、對西部荒原充滿幻想的少年，對槍支一無所知的酒醉畫家，和一把年久失修、隨時可能走火的老槍之間，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在受傷的狀況下，文森特一定是扔下了所有隨身攜帶的畫具，踉踉蹌蹌地衝上街道，向拉烏旅店走去。起先，他可能不清楚自己傷得有多重。傷口沒有大量出血。但最初的衝擊一過，腹部傷處傳來的疼痛一定令他極其痛苦。薩克裡頓兄弟很可能是被嚇壞了。他們是否試圖救助文森特也不得而知，但顯然在匆忙衝入無盡暮色中之前，他們還有時間且足夠鎮定地收走了那把手槍以及文森特的所有隨身物品——這樣，當貝斯夫人的祖父緊接著去檢視（如果他確實做了）的時候，就只發現空空的農場和糞堆了。

梵高的訃告

對1890年7月27日系列事件的這個假設性重構解開了許多矛盾，也填補了很多缺口，並將自槍擊發生那天起就主導著梵高神話的傳統自殺說法中雜亂的碎片拼湊在了一起。

它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著手調查此事，發生地附近的所有證據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見蹤影。以當時的傷勢，文森特根本無法事後清理得如此乾淨，除了有罪的共犯，沒人有理由將他遺留下的不值幾個錢的大部分畫具拿走、藏起來或是處理掉。薩克裡頓兄弟在暮色中匆匆掩蓋此事時，或許也漏掉了些什麼——一滴血或者一個廢彈殼，但警察永遠也不會找到，因為他們其時正在搜查的是遠處的麥田，而不是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的那些農場。

它解釋了檢查文森特傷口的醫生在報告中提到的奇怪之處：首先，槍擊是在腹部而不是在頭部；其次，子彈是以一種不一般的傾斜角度射出的——而自殺時子彈通常是直射進去；再者，子彈顯然是從距離文森特“很遠的”地方射出的，遠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動扳機。

它解釋了文森特是怎樣在負傷的情況下從槍擊現場到達拉烏旅店的，儘管腹部中彈，每走一步疼痛就更為劇烈。即使是從布歇街到旅店這樣一段相對較短的半英里路程——一段平緩道路上的直線路程——也必定讓人耗盡了力氣。在逐漸昏暗的暮色下，順著一條陡峭崎嶇的小路，沿著森林密佈的河岸從那片麥田走下來（後來的傳說是如此描述的），在他當時的狀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

它解釋了分別有兩個目擊者在事件發生當晚看到文森特走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據目前所知，沒有目擊者看見文森特出現在傳統說法中的開槍自殺的麥田（在小鎮的另一頭）附近。也沒有任何人能證明他出現在從麥田到拉烏旅店必經的長路的任何一處。因為在7月的溫夏夜，許多村民在日落後出來吃飯喝酒、抽菸聊天（拉烏一家也是如此）。文森特可能走的所有從麥田到拉烏旅店的道路都是熱鬧的公共街道，並且他那樣明顯地步履蹣跚，總會有人在那晚看到他經過那條傳說中的路。

它解釋了為什麼文森特自殺後沒有留下遺書，也解釋了為什麼提奧在槍擊發生後的數天內整理文森特的房間和畫室時並沒有發現任何“道別”的痕跡。它解釋了為什麼那天文森特在遠足時還費勁地拿著一堆畫布、顏料和其他必需品——如果他根本不打算回來的話，他不太可能這麼做。

它解釋了為什麼當他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槍擊失誤後，沒有“徹底解決自己”，反而選擇了一條小路，痛苦而尷尬地回到他在拉烏旅店的閣樓小屋中。

它解釋了關於梵高的自殺敘述中提及的一垛乾草堆的神秘消失。最初一則有關槍擊的書面記錄（在一個參加葬禮的追悼者的信中）說文森特“在開槍自殺前將他的畫架靠在了一垛乾草堆上”。但是後來對故事的複述中就省略了這一細節，大概是因為在許多人誤認作梵高最後的畫作《有烏鴉的麥田》中，沒有乾草堆出現。實際上，經後來的目擊者回憶，最早報道中的“乾草堆”幾乎可以肯定是“糞堆”。

它解釋了為什麼帶來致命一擊的槍的來源在70年後才被揭露，即使在槍擊發生時應該有不少人認識這把槍。奧威爾是一座小鎮，在法國鄉間左輪手槍還是件稀奇物，古斯塔夫·拉烏的生活十分公開，而雷內·薩克裡頓又喜歡帶著槍到處公開炫耀，所以兩人的許多朋友肯定對這位旅店店主的罕見武器十分熟悉。拉烏的女兒艾德琳在其早先關於梵高之死的敘述中沒有提及任何她父親和致命武器之間的關係。直到20世紀60年代她最終承認父親擁有武器時，她卻將雷內·薩克裡頓從她的敘述中省略掉，聲稱文森特是為了驅散烏鴉才向她父親提出請求，並直接從她父親手中拿到槍的——顯然這是一個經過改編的說辭（很可能是她父親的意思），目的是向警方解釋他的手槍是如何被捲入了這場致命的槍擊案中，也掩飾了他自己將槍交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好鬥少年的過失，同時讓薩克裡頓兄弟（他們的父親是富有和顯赫的主顧）免於接受令人尷尬的漫長調查——甚至是審訊。這一切都基於拉烏幾乎肯定地認為這是一個不幸的意外，或充其量只是一個不幸導致了嚴重後果的青少年的惡作劇。

最後，這個重構解釋了為什麼根據當時的目擊者的說法，文森特對自殺行為的“懺悔”是那麼猶豫，言不由衷，以及躲躲閃閃。當警方直接詢問文森特說：“你是不是想要自殺？”時，他不太確定地回答說：“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當他們告訴他企圖自殺是一種罪行時，他似乎更關心其他人會不會被問責，而不是他自己是否會被定罪。“不要指控任何人。” 他回答說，“是我自己想要自殺的。”我們可以自然而然地推論，任何自殺都本應包含個人的動機和單獨的行動，既然如此，為什麼文森特還要竭力地主動聲稱這件事是他獨自一人所為？為什麼他力勸警官不要因槍擊“指控任何人”，並堅持獨自承擔所有責任？文森特早前辯解說沒有其他人參與此事，令人頗為費解，這種辯解表明了一個意圖——實際上，是一種決心，他想保護薩克裡頓兄弟，不讓他們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牽連。

但是為什麼文森特會如此大費周章地保護薩克裡頓兄弟，尤其是折磨他的雷內，使他們免於警方的調查甚至是起訴呢？為什麼明明他是一場可怕事故或更糟糕狀況的受害者，卻還反覆“坦白”說是自己想自殺才開了槍？

我們相信答案是因為文森特渴望死亡。“可憐的傢伙，他沒有享過多少福。”提奧在文森特臨死之際的床邊如是寫信給他的妻子，“要是我們能讓他更相信生命的意義就好了。”來奧威爾參加葬禮的愛彌爾·貝爾納描述說文森特曾表達了“求死的慾望”。另一名文森特臨終之際的見證者保羅·加歇醫生僅僅在葬禮兩週後就寫信給提奧，表達了對“文森特對於生命的不折不扣的蔑視”的敬慕，並將文森特的結局與擁抱死神的殉道者相比較。正如文森特自己曾寫過的（且在下面加了醒目的下劃線）“我： 不會特意尋死，不過一旦死亡降臨，我也不會逃避”。

實際上，不論是意外、疏忽，還是惡意所為，雷內·薩克裡頓可能帶給了文森特一種他期待已久卻不願或不能自己實施的解脫，因為文森特終其一生都將自殺貶作“道德上的懦夫行為”和“不誠實的人的行為”。在結束了糟糕透頂的巴黎探訪之後，文森特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給提奧和他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負擔，毫無疑問他覺得自己 “抽身離開”的機會到了——正如他1888年從巴黎離開一樣，再不讓弟弟繼續為他頭痛。

達到了這些目的，文森特再將薩克裡頓兄弟——即便是淘氣、粗心的雷內——拉進來接受公眾質問和忍受羞辱就沒有必要了。

為什麼總是梵高？

在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中，一部關於文森特·梵高的傳記電影《永恆之門》，格外引人矚目，收到了來自影評家們褒貶不一的評價。

電影講述的是一位陷入困境的藝術家最後歲月的故事，威廉·達福（片中飾演梵高）在其中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才能，透過描述生活的苦難來探索藝術的本質。

這部電影也非常唯美。這裡有沐浴在陽光下的鮮花和果園這樣生動的美景，而這些正是這個美國導演竭力展示的，那些激發以及折磨著這個天才的美。

“男人躺在地上，將土灑在自己的臉上，他在微笑，有些土進入了他的嘴中，路過的人用驚奇的眼光看著他，他彷彿在埋葬自己。時間推移，男人坐了起來，擦了擦臉上的土，微笑地離開了。”

這個場景來自“永恆之門”，一部由朱利安·施納貝爾執導的新電影，而其中文森特·梵高，由威廉·達福飾演。這位63歲的老牌演員賦予了角色無與倫比的個性，讓那個被生活壓力撕裂、磨損的藝術家形象深入人心。

“他就像一個絕望的囚徒，生動的孔雀綠外套無法掩蓋其病態的肉體，在看到他的一瞬間，我們已經開始為他的生命進行倒計時。”

時至今日，關於梵高的傳記電影遠遠超越了其他同類藝術家，這是為什麼呢？

悲劇性的故事

也許他擁有著電影故事中所應具備的一切戲劇化因素，梵高的一生就好像阿爾貝託·賈科梅蒂的雕塑一樣歷盡滄桑。

這位飽經生活摧殘的後印象派畫家被藝術地扭曲，他的瘋狂、他的苦楚甚至於他那被自己切掉耳朵的事件都成為一個殘酷的笑話而廣為流傳。他的名字和達利、畢加索一樣有名，相比於畢加索的絕對控制慾，或是達利的超前商業觀念，梵高的苦難與病痛，以及被肆意打壓的藝術夢，都成為他的標籤，也讓其更加貼近現實，更容易喚醒人們的憐憫之心。

在過去的七十年中，悲劇的文藝故事總是能夠贏得影評人的共鳴，於是電影人喜歡將悲劇故事搬上銀幕，梵高和這一點相當契合。例如1948年，Alain Resnais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梵高”，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比較有個性的改編來自黑澤明的《夢》該片由八段夢境組成，展現了導演對現代社會的反思和對人類種種愚行的譴責。其中第五個夢：烏鴉。講述喜愛繪畫的“我”在博物館中欣賞梵高的油畫，卻走進了畫中世界，遇見了梵高。“我”在風景迷人的小徑上奔跑，無意間發現了正在田野中畫草垛的梵高，他帶著草帽，頭上包著繃帶，胡蘿蔔色的濃眉還有神經質的動作。正是這部電影讓黑澤明收穫了第四十八屆金球獎最佳導演獎，毋庸置疑，一位日本導演拍出了“最不可能”的梵高。

濃墨重彩

提到梵高的電影，你絕對會想到《至愛梵高·星空之謎》這部畫風別緻的傳記動畫電影，作為全球首部油畫風格動畫長片，該片動用來自15個國家的125位畫師，根據梵高的120幅原作再加上演員表演拍攝成的853個鏡頭，創作了1000多幅手繪油畫，並讓每一幅層層變化著，加工成為65000幀畫面，最終以每秒12幀的播放速率，用九十分鐘揭開了梵高的死亡之謎。斑斕的畫面將觀眾帶入到梵高的畫作中，看盡梵高猶如煙花般燦爛而短暫的一生。

“當看到油彩在大銀幕上流淌，當看到那些梵高作品裡熟悉的事物逐次出現，觀眾無法不感動於導演和所有畫師對梵高的至愛，也無法不感動於他們對於藝術創新的勇氣和探索的執著。”

“梵高回眸的瞬間，我已經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