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朝廷重視市舶貿易，而明州市舶司的設立，促進了海外貿易發展

引言

宋代朝廷重視市舶貿易，而明州市舶司的設立，促進了海外貿易發展——宋商前往高麗和日本貿易需要市舶司發放公憑，而明州是唯一的合法港口，在東亞海上絲綢之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宋麗、宋日香料貿易的出發港主要是明州。

木宮泰彥認為：

“宋代以來，慶元（明州）一直就是對日的貿易港，在這三港之中距日本最近，所以，日本商船開往元朝的幾乎都駛進此港，僅有一、二個例外。”

此外，明州港也是宋麗香料貿易最重要的出發港。平戶島，中日大洋路航線的必經之地，是船隻停泊休息的常選。如四條天皇嘉禎元年（

1235

），榮尊大師和東福寺開山辨圓前往宋朝，途經平戶，最後在明州登陸。

此

外，《元亨釋書》中記載了羽天皇建久二年（1191），日本高僧榮西於後鳥歸國時的航路：“西趨出到奉國軍（後改慶元府，即寧波），乘楊三綱船，抵平戶島葦浦。”

博多港，是宋日香料貿易的主要目的地。公元

1161

年，日本第一個人工港口

“袖湊”在博多建成，這一舉措不僅有利於擴大宋日貿易，也方便宋商在此定居。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在博多港附近的

“袖湊”遺址中出土了刻有“元豐通寶”、“紹聖通寶”的宋代銅錢，以及為數不少的青瓷、白瓷。還發現了當時宋商居住的遺址，被稱為“唐房”，又叫“唐坊”或“當房”，後被

改稱

“大唐街”。

可見博多港是宋日貿易的重要據點，

“定期從明州等港口前往博多港的大量中國旅行者都留下了姓名，有些中國人還在九州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住在所謂的‘唐坊’裡。”

明末天啟元年（

1611

）完成的日本古籍《武備志》對

“唐房”進行了記載：

花旭塔津為中津

，

地方廣闊

，

人煙湊集

，

中無不聚

，

此地有松林方長各十里有百里

松，土名法哥殺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有一條街名曰大唐街，唐人居彼，相傳今盡為倭也。

博多港由此成為宋日唐房貿易的最大基地。

由此可見，大洋路航線即從明州出發，經平戶島然後橫渡東海，到達肥前的值嘉島一帶，再轉航筑前的博多港。宋僧陳尋《參天臺五臺山記》所記載的航線正是此條，

986

年日本僧人奝然同台州商人鄭仁德也是沿大洋航路回到博多港。

到北宋末期，宋船已經能深入日本海，前往更靠近都城的越前敦賀地區。

南宋時，北方港口中只有明州設定市舶司，故南宋商人前往日本幾乎都是從明州出發。航行時間上，宋日貿易往來遵循東海季風規律，每年

4

至

8

月，東海海域盛行偏南或西南季風，因此宋商可從從明州出發，跨越東海，航行至日本博多。

反之，每年

9

月至次年

4

月盛行東北季風，成為宋商返回慶元的時段。航海日數是所有線路里面最短的，一般是

3

到

7

個晝夜，很少超過

10

天。

北路航線

北路即由九州北部經對馬島，過朝鮮半島與黃海到達山東半島的登州或遼東半島的大連港一線，《文獻通考》載：

“至六朝及宋，則多從

南道

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馬端臨所言之“南道”正是這條海航。此線傍岸行船，船隻行使地屬內海海域，風浪較弱，航海風險較低，且距離較近，因此不少日本人搭乘高句麗或新羅船到中國。

遣隋使、遣唐使相繼使用此航路，如承和十年（

843

），“載著學問僧圓載弟子仁好、順昌二人從楚州（今江蘇淮安）出發到達日本長門國的新羅人張公靖那隻船，似乎走的也是這條路。”

20

世紀

70

年代，在韓國打撈的新安沉船中，打撈出了兩萬多件中國元朝陶瓷器、八百多萬枚中國銅錢、一千多件紫檀木、數量極多的藥材、胡椒、果核等、

“慶元路”銅權、兩件刻有“使司帥府公用”字樣的龍泉青瓷盤，以及日本瀨戶窯燒製的綠釉梅瓶、木屐等。其中，紫檀木所刻的記號與北條氏、足利氏及新田氏的日本武士家紋與相符。

紫檀木上的其他記號還包括漢字、數字等，這些很可能是為了

標明

香料的數量及貨主，刻於一捆香木外側的記號。

這些足以說明在艘船主要開展宋日之間的貿易。

此外，該船沉沒於朝鮮半島西南海岸地帶，在宋元時期大陸經高麗通日本航線上，新安沉船上發現的貨物既有大量閩浙沿海瓷器船貨，又有原產於東南亞、南亞地區的香料，因此考古、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日本是新安沉船目的地。

該船可能是從南線海上絲綢之路航路返航至慶元，運載部分帶回的香料，再裝載中國的瓷器等貨物運往日本。

船上一千多件紫檀木和胡椒就是宋元時期中國向日本貿易香料的證據。但中日貿易船隻為何會在韓國沉沒，學界猜測這艘船要先與高麗貿易，爾後駛向目的地博多港，這便佐證了從寧波到高麗群山列島西海岸，再南下到日本對馬島直至博多灣沿岸的中日貿易北線的存在，也說明了宋元時期東亞海上區域貿易網路的繁盛。

南島路航線

南島路即由九州南部南下，橫渡東海，經琉球群島，在福建沿岸登陸。琉球群島成為此線的重要中轉中心。早在唐代，這條路線就已經形成。《新唐書

·東夷列傳》說“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貢。”《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的鑑真東渡也是走這條航路。

753

年，鑑真偕同船上隨行的十八位僧人和八十五位玉工、畫師、繡師、繕工、鐫碑工，攜帶大量經卷、香料、藥材以及所需糧米與生活用品，斜渡東海，至日本沖繩，轉航北上，經多彌島（今種子島）、益救島（今屋久島），到達秋妻屋浦（今九州鹿兒島縣川邊郡坊津町秋目浦）。明朝時期，琉球和日本、朝鮮的聯絡也很密切。

據安裡延著《日本南方發展史

——沖繩海洋發展史》載：“應永二十五年（

1418

），筑前大守的藏親家有蘇木二百斤，胡椒五斤，白磻百把，肉桂十斤，沈香二斤。

應永二十八年（

1421

），九州探題的澁川義俊，蘇木千斤，胡椒十九斤及上等九斤，沈香三斤及上等十四斤，壹岐的道永，圓木百斤，肉豆蔻二十把，檳榔十五本，筑前的平滿景蘇木千斤，此等南海的貨物，是琉球船舶載九州的。

”

琉球也曾多次向朝鮮進貢，貢品中就有許多產自東南亞、南亞、西亞地區的香料，諸如束香、降真香、檀香、木香、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都紛由琉球船運載朝鮮。這些香料便是透過南島路航線，經琉球，或直接從琉球運達高麗和日本的。

這表明以琉球為中介，連通福建及九州的南島路航線已經形成。

一般而言，在

10

至

13

世紀之前，日本與中國的海上香料貿易基本上使用北路和大洋路，從福建沿海出發，經琉球群島中轉直至日本南島路最遲應形成於

14

世紀。

又因長江口以南的

“南洋”與以往來使途徑的“北洋”相比，水深浪大，湍流和暗礁也是這條路上的一大問題，故而南島路也是一條有相當風險的航路。

宋麗香料貿易路線

宋朝與高麗的香料貿易也需透過海上交通，有南、北兩條航線。北方航線分別可從山東登州（今山東省蓬萊縣）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省膠東）啟航，主要活躍於神宗熙寧七年（

1074

）之前，此後，從明州出發的南線取代北線成為宋麗交通的主線。

北路航線主要從山東半島的登州出發，東渡黃海北部，在朝鮮半島西岸的甕津（今朝鮮海州西南的甕津）登陸。熙寧之前，宋朝與高麗的海上交通主要透過北路航線。

《宋史》記載了宋臣陳靖、

劉式

出使高麗的行程，就是遵循此路，即從登州啟航，

“自芝岡島（今山東煙市北芝罘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甕津日登陸”，然後取陸路，“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

（

今朝鮮海州

）

，又百里至閻州

（

朝鮮延安

）

，又四十里至白州

（

朝鮮白川

）

，又四十里至其國

（

今朝鮮開城）。”

另一條北路航線即從密州板橋鎮登舟，出膠州灣，渡黃海，抵達甕津。此路在北路航線中處於次要地位。兩條北路航線突出的特點是航程近，時間短。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元豐六年（

1083

），宋朝赴高麗使馮景：“問知得二處（登、密州）海道並可發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這說明，從登州出發的北路航線更加快捷便利，所以北宋前期前往高麗的使節大多走此線。

但由於政治因素，北路航線面臨危機。

慶曆年間（

1041-1048

），宋與高麗政治交惡，雙方甚至斷絕了官方往來。同時，由於登州、密州瀕臨遼境，遼國易透過此處海域侵入宋境，從此出發的北線也易受遼艦襲擊。還有一部分宋朝舶商“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卻發船入大遼國買賣”，他們假來宋貿易之名，行與遼國交易之實，構成一大隱患。

結語

總的來說，由於以上因素，宋廷嚴禁在登州、萊州一帶從事商貿活動，慶曆年間、嘉祐年間（

1056-1063

）和熙寧年間（

1068-1077

），宋廷先後下達了三條編敕，嚴禁客旅商人從登州、萊州泛海至日本與高麗，明州成為發放前往日本、高麗貿易公憑的唯一合法港口，凡“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在政府的禁令之下，登州喪失了作為北線出發港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