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廣：社會責任投資的實踐與前景——從邊緣到主流

“社會責任投資的實踐與前景”這個主題是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的研究團隊前一段時間做的一個小課題，對國內、國際的相關領域的情況做了梳理。

從本文的副標題“從邊緣到主流”中即可看出我們從這次研究和觀察得出的主題思想，代表了我們對“社會責任投資”領域所做的基本判斷。

我從以下五個方面來闡述主題：第一，什麼叫社會責任投資；第二，社會責任投資現在國際上的發展趨勢是什麼樣的；第三，為什麼要在中國倡導社會責任投資；第四，對這個領域在中國的現狀做一些描述；最後，我們提出的相關政策建議。

社會責任投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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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社會責任投資？

目前在國內外，相關的概念和題目討論得非常熱烈，漸趨成為一個熱點。比如大家比較熟的ESG的投資，E代表了環境，S代表了社會，G代表了治理。大多數人認為ESG投資，主要還是在二級市場，是對上市公司有一些要求。在某種程度上，這對上市公司來說是被動的，是機構投資者提出來的一種訴求。另外一種概念叫Impact Investing，影響力投資，這在國外非常火爆，通常認為Impact Investing主要是PE、VC這些直接投資者們的一種訴求，因為他們主動地希望在選擇投資專案的時候，不單是考慮財務的回報，也要考慮社會、環境等方面的訴求，要產生社會影響力。另外還有一個大的題目，叫可持續投資，或者叫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聯合國提出來的。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類似的，比如社會價值投資、社會企業投資、向善投資等，無論哪種概念，大家實際上是圍繞著一個共同點來說有關投資的這件事。

它們最大的共同點是追求實現雙重目標。

一些差異更多地是為了將各自的倡導加以區別，但內涵的差別不大，而且我覺得本質上是一樣的。

我傾向於把各種概念統一概況為“社會責任投資”。

傳統的投資，或者說學校裡講的投資學、證券投資學，都是側重財務目標，很少涉及社會目標。而現在ESG、影響力或者可持續投資等概念都是既要實現財務目標，同時也要實現社會和環境的目標。所以從意義上來說，這些名詞叫法不同，但是反映的都是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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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叫社會責任投資？

為什麼我建議將相關概念統稱為“社會責任投資”呢？原因是我覺得有一個來源於中文的、非翻譯得來的、易於接受的概念，有利於在中國作為國家戰略、寫進國家檔案來推動這項事業。相比之下，“社會責任投資”可能是一個比較容易被接受的概念，這是我們從做研究的角度去提出來的。雖然叫法不同，但實際上都是強調，既要實現財務目標，又要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這些社會和環境目標中包含了目前國家提的很多國家戰略，比如鄉村振興、共同富裕、雙碳戰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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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投資的理論基礎及現象

我相信有經濟學學習背景的人士都是以亞當·斯密的理論為基礎，特別是企業利潤最大化理論、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等作為經濟學教學的最基本的理論基礎。但是實際上，在現代經濟學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概念一直存在，比如公共品（Public Goods）的概念，或者是外部性（Externality）的問題，或者是不對稱資訊，類似於Asymmetric Information等一些概念在經濟學裡面也是存在的。這些概念沒能在真正的、現實的投資領域中受到大家的重視，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有一些結果還是不盡如人意。

市場失靈的現象還比比皆是。比如所謂的公地危機，就是說農民到一個公共的牧場去放牧，如果過度使用牧場，最後使得牧場的牧草生長有問題，結果放牧的那些牛羊的生長也有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像這種沒有私有權的公共產品，如果無限制地、過度地使用的話，會使得社會福利整體下降。可見，

經濟學當中講公共品如何有效地使用，實際上是一個被忽略的、非常有用的概念。

尤其是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些概念實際上應該成為現實工作和投資當中的一些指導性思想。

再比如像環境保護、碳排放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倡導，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從每個人的行為當中也能反映出來，選擇何種交通工具去上班？是開車、步行、騎車，還是公共交通工具？企業的排放就更不用說了。在農村農民種地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農民給自己種的蔬菜是絕對不放肥料的，都是有機的，但是商業性的賣出去的產品就大量或者過度使用肥料，造成農殘超標、土地汙染這一類的問題。

另外在現實當中，所謂代理人的問題也較為嚴重。2008年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本質上也有代理人的問題。因為不管是雷曼還是AIG，股東和管理層是兩套人馬。管理層是代理人，他可能為了個人的區域性的利益，去侵佔股東的、社會的利益。

社會責任投資的訴求就是要把這種由於追逐利潤所產生的外部性內部化，讓它折算過來，無論是環境的、社會的、利益相關方的，這些可能產生的負面的外部性影響要透過一定的計算方式實現內部化，讓企業來承擔這種成本，以此來約束企業。同時對於政府，要探討如何把市場失靈的部分納入監管，去推動確定度量的方法和標準，明確所有制，提供合適的公共品等。

我自己理解，ESG現在用的比較多，實際上E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S反映了人與社會的關係，G反映了人與人的關係。這三套關係經常會被扭曲。現在我們推動社會責任投資，是希望能夠理順關係，讓人們能夠更和諧地去發展。比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當中，據統計，在過去的200年中，人類在地球上的經濟活動的規模已經比以往人類歷史階段增長了100倍，造成的後果實際上是較為嚴重的。比如動植物滅絕、海平面上升、全球變暖等，儘管科學界對這些問題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的共識還是認為人類在和自然的關係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在社會方面，矛盾則更為明顯。如果放任個人慾望增長去無限逐利，最終的結果並不是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貧富的差異、社會的差異、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在去年年底，極端貧困的人口在全球有7100萬人，這個口徑大概是按照每天的可支出為1。19美金的標準統計得來。但是同時，在2020年全球最富裕的500個人的資產合計增長了1。5萬億。這個差異是比較突出的，這說明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仍較為突出。

在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反映的就是我們講的ESG裡面的G，講的是Governance。領域內更習慣稱其為利益相關者，也就是說一個企業不能光考慮股東利益最大化，也要充分考慮員工、客戶、消費者、上下游供應鏈上的企業、相關社群、債權方等等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由於他們管理不當，造成了2017年、2018年加州的山火，燒燬的建築物達到1。9萬棟。這完全是由於公司治理上的問題，由於公司的管理非常混亂帶來了一系列社會性的後果，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幫其買單。這樣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

國際社會責任投資發展趨勢

我將社會責任投資在國際上的發展趨勢概括為兩點：規模快速成長和參與機構由邊緣轉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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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投資的規模快速成長

以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成員機構PRI為例，從2015年到2020年，簽約的機構數量增長了120%；資產管理的規模在這5年當中增長了75%。現在全世界加入PRI的機構達幾千家，其中中國也有60餘家機構加入了這個組織。如果用可持續策略投資規模來分析美國的情況的話，在過去的10年當中增長了4倍，現在達到了17。1萬億，佔到美國本土專業管理資產的33%，相當於三分之一都是以可持續投資作為策略投資的目標，規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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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由邊緣轉為主流

在國際上，除了規模增長速度快之外，參與社會責任投資的機構都漸趨主流是又一大特點。近些年國際上的主流金融機構，包括華爾街上的大機構都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投資目標。甚至如果沒有“社會責任投資”的“宣誓”，感覺好像反而是被邊緣化。所以

社會責任投資的發展是由主流機構所主導的流行趨勢。

在中國推進社會責任投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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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綜合福利指數偏低

我們為什麼要把社會責任投資放到現在的中國來倡導？其中有一些深刻的原因。中國經歷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收穫了顯而易見的紅利，創造了發展的奇蹟——經濟實力顯著增強、GDP增長、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但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也意識到，粗放型經濟增長的背後是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價。如果用包含經濟、教育、健康、人均壽命等標準的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我們中國的全球排名是第85位。而有很多國家的排名讓我們倍感意外比如講巴西、斯里蘭卡、古巴等，這些國家甚至排到中國前面。另外，將GDP和HDI的曲線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我們的GDP不管是總量增長率還是人均GDP增長率，都是在2000年以後有一個比較陡峭的上升，但是我們的HDI人類發展指數相對來說是比較平緩的，沒有明顯的上升。可見，經濟上我們增長地比較快，但是我們在教育、健康、社會福利方面反而是拖後腿的，這是比較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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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

經過了改革開放，我們國家也取得了脫貧攻堅的階段性成果，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了新的發展階段，需要重新反思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應是單一的還是綜合的更為合理。因此現階段各層面對於雙碳目標、“綠水青山”這些理念就更為接受，大家都認識到這些在未來是會制約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問題。

對於ESG或者影響力投資，目前我們在國內探討的重點還都是E的方面。但是經過研究和梳理後我認為，實際上S、G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中國，在某種程度上，S和G兩方面的影響可能是更致命的。因為過去幾十年間，在教育、醫療、養老、民生福祉等方面還需要有很多亟待完善的遺留問題，甚至有一些學者認為，今天的城市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鄉村的衰敗作為代價的，也就是說城鄉的兩極分化是非常明顯的。

在我到鄉村做調研的過程中發現，鄉村的治理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人民大學有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他認為中國鄉村衰敗的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科舉制度的廢除。古代的科舉制度縱然有很多弊病，但卻一方面為統治階層輸送人才，另一方面有助於鄉村形成致力於基層教育的鄉紳階層。而科舉制的廢除使得鄉村的人才開始流失，現代學堂多為鼓勵鄉村中的莘莘學子往外跑。所以，他認為實際上從清末以後整個社會的變遷一直有這種趨勢。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鄉村惡霸、村霸這種黑社會現象在某些地區還是非常嚴重的，即使我們組織在發揮作用，但自然村、行政村的情況也非常複雜，所以治理到底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模式是非常要害的問題，這本身也就是農業、農民、農村這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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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結構亟待完善

長期以來，我們通常都把金融看作是一個工具，一個部門經濟學，現在我們的認識慢慢地又重新提升了，認識到金融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結構、貧富的差異、關係到金融資源的配置，事關社會結構。但是現存的金融結構的問題是非常大的，金融供應結構呈倒金字塔形。近些年CAFI在推動構建普惠金融生態體系，目的就是要調整金融結構，使其助力構建更為包容、合理的社會結構。特別是金融範疇內的綠色金融，現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更多的人希望透過對綠色金融的倡導去調整金融資源的流向。這對於社會，至少ESG當中E的目標是非常有幫助的。同時，綠色可持續的目標與普惠金融又密切相關，普惠金融所追求的鄉村振興，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等也亟需綠色的金融，因此也有一種說法是叫綠色普惠金融，這些都是在這一領域當中比較新的課題。

另外我想進一步解釋一下普惠金融與社會責任投資的關係。普惠金融是力求使得受到原有的金融體系排斥的中、小、微、弱群體獲得適當的金融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普惠金融既要獲得一定的商業利益，又要實現社會目標。所以說，普惠金融就是社會責任投資在金融領域的體現，換言之金融領域中的社會責任投資主要是普惠金融。當然現在眾所周知，綠色金融也屬於這個範疇。

有助於提升文明程度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社會責任投資還涉及到如何來提高整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國際上有很多影響力投資的是在致力於文化建設，保護社會文化遺產、歷史遺產等，這些領域以前往往是民營經濟或者說私人資本不輕易涉足的，但是現在有更多社會資本流入這些領域，有助於建設社會文化事業。

由此可見，當下在中國倡導社會責任投資，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具有長遠戰略性意義。

社會責任投資在中國的現狀

我們從資金的需求方、資金的供應方、中介機構、基礎設施和政府五個方面來觀察中國的社會責任投資的現狀，我認為現階段體現出來的狀況可以用三個字概括：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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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需求方

很多情況下提及社會責任投資，可能很多人並不感到陌生，會聯絡到地震救災、希望小學，以及上市公司將每年企業的公益活動彙總成社會責任報告進行釋出等。但是在我看來，這正是邊緣化現狀的體現。如果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侷限在公益的、慈善性的活動，而不是真正讓自己的主業投入社會責任投資，那就是俗話說的“兩張皮”，一張皮是掙錢追求利潤，然後把利潤分出一部分來搞公益和慈善，這是兩件事情。我們所主張的是要把兩者合一，在主業當中就要體現出社會責任，建立共享價值的理念。

國際上也有很多經典案例，比如哈佛大學曾做過一些案例研究。西非一些國家所生產的可可都是供大型國際公司生產巧克力產品的原料。以往這些地方的產業情況是，為了增加產量，農民們艱辛地密集種植，勞動條件較為惡劣，但最後還是要被中間採購商盤剝，收入非常微薄。近些年這些大型的國際食品公司陸續開展公平貿易運動，他們提升原材料採購價格並直接從種植戶手中購買，將價格提升的部分都回饋給種植可可樹的農民，讓他們更有效地種植，獲得更多的收入，進而使西非國家的可可質量也能夠得到保證，而消費者也願意為有機的、高品質的食品更多付一點點錢。所以這是個多贏的、良性迴圈的產業，正是共享價值投資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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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供應方

與國內現階段的狀況還略有不同的是，國際上已經有很多處於資金供應方的大公司在社會投資的領域有非常大的投入。比如美國保險公司大概有4。3萬億投在社會責任投資的領域，佔到美國保險業現金及投資資產總額的62%。

在養老基金方面也是這樣，現在的調研也表明在全球20個國家中的131家養老基金進行了氣候投資，佔比已經達到了81%；全球17個國家的142家養老基金當中已經經營社會投資的佔到67%，都是佔主導的地位。

由此可見，我們國家在社會責任投資領域會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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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機構

如果從主流的資產管理機構，也就是中介機構來看，他們發行的產品跟國際上比起來也是比較少的。如果將中國和歐洲的廣義公募ESG基金進行對比，2020年我國有120只ESG基金，佔國內全部基金的1。5%，淨值只有0。9%；但是歐盟加英國有2873只ESG基金，佔到歐洲所有基金的10%，淨值有6。5%。也有一些銀行的ESG理財產品現在正在推出，到2021年5月份的銀行廣義ESG公募理財產品有83只，佔同期的存續銀行理財產品總數的0。3%，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ESG主題的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今年年中總共有674只，佔到整個現有的私募基金總數的0。6%，基本上也是鳳毛麟角。

所以從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在這個領域還是處於一個邊緣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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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

在資訊披露、評級這些對於社會責任投資非常重要的領域，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披露也只佔到所有上市公司的近25%，當然這個社會責任還只是公益、慈善的概念，經過第三方機構審驗的報告佔比還不到2%，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ESG的評級機構之間跟ESG的評級相關性很低，大多數機構現在沒有真正地介入到這個領域，綠色債券、社會責任債券從績效上去度量也比較難，現在還沒有找到很合適的方法。對於社會的債券、可持續性質的債券的定義，現在國內並沒有明確的說法。

所以基礎設施的領域實際上也是非常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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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另外，政府在社會責任投資領域所扮演的角色也處於較為邊緣化的狀態。比如，我們理解的政府應該是市場的促進者，要去推動和制定國家的戰略，甚至於要建立相應的協調的機構，但基本上是空白狀態。

在促進的方面，雖然也成立了碳交易所，但是在理念的引導、教育、倡導、研究這些方面都可以說只是剛剛起步，在能力建設、促成國際投資、形成政策諮詢、在資本市場能夠形成資金的批發商等這些方面，現在的操作還是比較少的。

但在直接的市場參與當中，現在政府採購時一般會提出社會責任的要求，包括政府直接投資時也會。因為我們國家政府是直接參與很多經濟社會的投資的，所以應該說，在這個方面政府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我們更希望政府能夠帶動私營部門一起來參與社會責任投資。

在市場監管者的角度，政府也需在政策的激勵方面、法律的形式保障方面、影響力的資管產品的激勵方面等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披露機制、度量體系等也都亟需完善。

政策建議

在政策的建議上，我希望中國的社會責任投資能夠從邊緣邁向主流。

邁向主流有三層意思：

首先要成為國家的主流戰略，

需要變成國家大事而不是隻有民間一些有善心的群體在做一些公益的事。國家要引導所有的投資都關注社會責任投資的方向。

第二，從邊緣邁向主流的關鍵是要讓主流機構來投入。

國際上倡導ESG、影響力投資的企業都是私人企業，但中國具有自身的制度優勢，所以在發展社會責任投資的程序中一定需要國有企業作為主力軍來推動，這樣也有助於邁向主流。

第三，要讓廣大的主導型金融機構投入進來。

特別是涉及到投資、資管這些主流機構而不是那些民間的小機構，社會企業、某某VC之類的，應該是最主導的那些大機構要積極地投入。他們要成為發聲者，而且要確立目標，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會形成對社會責任投資的共識，帶動更多的全社會的資本都來做這件事，這是我們對政策非常重要的建議，即從邊緣走向主流的重要著眼點。

總結起來就是，我覺得社會責任投資這個概念如果能在中國樹立起來，實際上可以把ESG也好、Impact Investing也好、SDGs都統率起來，用這麼一個概念來統領推動中國的經濟朝一個更加平衡、綠色、包容的方向去發展，這樣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共同富裕都有巨大的好處。當然這件事現在在慢慢地推動，它取決於很多因素，所以需要民間、政府、理論界共同發力，讓資本、資源流向更有利於最佳化社會結構的方向和領域。

（本文根據CAFI院長貝多廣的分享內容整理）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