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釋對宋代皇后服飾，有什麼影響，新儒學的相容幷包體現在哪裡

唐代對各種外來文化、新思潮採取了開放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最終導致安史之亂

。唐代覆滅，經歷了五代十國近60年的分崩離析，重新獲得統一的宋代統治者和士大夫們，對於何為中華正統，以及如何塑造一個全新的政權體系及形象，進行了新的思考，並給出了新的答案。

一、國家概念的初次形成

在

傳統的史學觀念中，宋代一直是“積貧積弱”的代表，

與秦漢，隋唐相比，並未完成真正的大一統。觀看宋代的疆域圖可知，即使是在北宋前期全盛時期，其疆域基本與生產方式為農耕的地區重合。

宋代實現統一的地區，是一個以農耕作為生產方式的傳統“中原”最為核心的區域。

宋代始終未解決外患問題，但恰恰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宋代第一次形成了類似與現代國家的“國”的概念。

—條很重要的證據是，

在“澶淵之盟”的誓書之中，出現了“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的辭令，

除去喪權屈辱的一面，這標誌著在宋朝皇室的認知之中，中原地區不再是“天下”，而是一個與其他政權一併存在的另一個政權。

正是在與遼、金、元的並存之中，

宋廷更加明確了自身，宋代的統治階層

，和文人士大夫們就更加急迫地希望在全新的環境下，創造一套新的思想系統和管理方式。

“我”的形成恰是透過與“他者”的對比，才可以更完整地歸納生髮，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講，

宋代歷史對於研究整個中國歷史有著獨特的地位

，而在這樣一種語境之下誕生的與視覺文化相關的一切物件，都是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

由於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黃袍加身”獲得政權的方式，也讓趙宋皇家始終對於如何確定自身的合法性上絞盡腦汁。

也正是這樣的開國方式，宋代對於外戚一直心懷忌憚，相比之下，皇帝的母親成為更加具有合法性的輔政人選。

二、宋代宮廷的信仰情況

一個新生政權在確定合法性的時候，最常用的手法便是：神化和認祖。

唐代女皇武則天曾經把自己神化為彌勒下凡再生，唐代皇家也曾經將老子李耳認為李唐祖先。神化的具體手段便是贊助宗教，營建寺廟、造像。

雖然一直有研究表示洛陽龍門石窟的佛像面容有可能就是對武則天真實相貌的重現，不管此說是否確切，但

至少武則天一朝對於皇家佛教建築的贊助的確存在。

認祖的具體手段，便是營建祭祀用的宮殿，供奉遙遠的祖先，

確立正統，並將皇家一脈的祖先一併供奉其中。實際上，有記錄顯示，宋代開國皇帝宋太祖就對佛教經書翻譯和大量佛教寺廟興建進行過皇家贊助，並將自己與阿育王相聯絡。

在

宋代宮廷之中，也多次舉行道教“內道場”

。到了真宗一朝，皇家對佛教和道教的贊助更盛，真宗在位期間，最為著名的“天書降神”，泰山封禪和確定了軒轅黃帝為趙氏祖先，營建景靈宮祭祀黃帝的一系列事件，既說明了皇家對於宗教的支援態度，也側面說明了宋廷急於確立自身政權的合法性。

據記載，

在景靈宮之中，曾有黃帝塑像，以及趙宋祖先的塑像，以供後人祭祀

。而在宋朝重新修繕的晉祠時，聖母殿中的聖母形象，是為了祭祀宋真宗的祖母，也就是宋太宗與宋太宗的母親杜皇后所建。這一系列的“造像”行動，也可看作是趙宋皇家在穩固自身政權的一種反應。

三、宋代皇后的聽政情況

在現有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宋代皇后特殊的政治地位。

宮廷女性，作為皇帝的母親或妻子，

不管是從“孝”的角度，還是建立宗族合法性的角度，都有著很重要的地位。

根據肖建新在《論宋代的臨朝聽政》一文中所述：

“宋代有9位皇后，10次稱制聽政，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在《宋代后妃外戚預政的特點》—文中，對於宋代出現多次後妃干政現象的原因，做出瞭如下分析：

首先，

宋代的皇權的繼承方法發生了變化，從嫡長子繼位變為挑選宗子

（家族裡的地位財力才能為上的人），因為這種方法在執行過程中很難衡量標準，所以每當皇帝病危或無子的時候，就會出現繼承人危機，所以太后在這種時候有調解皇家內部關係、穩定朝局的作用。

被挑選的宗子，也需要太后垂簾聽政來加強鞏固自己的身份的合法性

。

宋代后妃的太后的諡號從前朝的兩個字增加到四個字，也側面反映了對她們功德的表彰和承認。

實際上，

在武則天時代之後，宋代的儒生心中一直有著某種隱憂

。一方面，“孝道”作為儒家價值體系中至關重要的概念，必須以皇家作為表率，上行下效；但是另一方面，

儒家價值體系中的理想女性，應該是遵守“女德”的內助，絕對不能對皇位心存覬覦。

對於皇家女性參政這一事態的態度變得複雜起來

。

就在北宋的第三位皇帝真宗一朝，

宋真宗皇后劉娥，便成為了宋朝第一個臨朝稱制的宮廷女性

，並在某種意義上，為其後來臨朝聽證的皇后或太后做出了典範，後世稱她“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諡號“章獻明肅”，總體可以稱為一種功大於過的歷史評價。

乾興元年（1022年），宋真宗駕崩，劉娥臨朝稱制。天聖二年（1024年），劉娥“違制”，

曾身穿帝王冕冠，參加宋廷的冊封大典。

據《宋史·卷一百一十·志第六十三》：“天聖二年，宰臣王欽若等五表請上皇太后尊號。十一月，郊祀畢，帝御天安殿受冊，百官稱賀畢，再序班。……侍中奏中嚴外辦，太后服儀天冠、袞衣以出，奏《隆安》之樂。”

又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一》：“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藉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禮官議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劍，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為名。

詔名其冠曰儀天。

又言：

皇太后乘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

。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禕衣。”可見宋真宗後劉娥對於服制的直接影響。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列傳第四十五》：“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後服斂。”

史書中的真宗後，在臨終之際，對於自己曾服袞冕心懷愧疚，最終以後服入殮。還原了身份本位。

四、新儒學的相容幷包

通常將唐代的韓愈看作是復興儒家思想的第一人，他著有《原道》，其中有這樣的“道統論”：

“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再傳焉。”

重建儒家的道統模仿了新禪宗模式，陳寅恪認為韓愈的道統論實際上仿自六祖慧能時代的《禪宗燈錄》。

韓愈曾在新禪宗的發祥地韶州生活過，時值新禪宗運動的高潮。

他與禪僧們保持著密切關係，並認識到將禪宗借用到儒家的可能性。

在余英時先生的《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一文中，他敏銳地指出，在韓愈另一篇更具盛名的《師說》中，禪宗影響的痕跡也存在著。

在韓愈生活的時代，傳授儒學的教師不被重視，除非重建師道尊嚴，否則無法復興儒學。

而禪師作為“師”的一種，在唐代後期有很高的地位。

韓愈《師說》中使用的術語“傳道”、“解惑”仿自禪師。新儒學的突破，由韓愈確立了方向，在一開始就帶有和禪宗千絲萬縷的聯絡，宋代的發展基礎便是如此建立的。

“新儒學”又稱“理學”，源於其核心概念“理”，或“天理”。

“天理”概念的生成可以作為新儒學有別於古典儒學的關鍵點。余英時先生認為：“《論語》中的關鍵概念“仁”在朱熹的註釋中被重新定義為‘愛之理’。程朱，陸王都承認天理是新儒學基本和絕對的概念。”

天台宗的智圓（976-1022）晚年轉而研究儒家經典，特別是《論語》和《中庸》，以致要自稱“中庸子”，他相信，

儒家與佛教須相互補充。

至於兩者的功能，他有這樣的論述：“

儒者修身之教，故謂之外典

。

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

。蚩蚩生民，豈越於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釋乎，其共為表裡乎？世有限於域內者，故厚誣於吾教，謂棄之可也。世有滯於釋氏者，往往以儒為戲。豈知夫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鸞，身無以安。釋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至11世紀，

文人中仍然有許多浸染於禪風之中

：“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靡！此風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尚只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為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

結語

新儒學只有成功地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超越現實的精神學說來取代禪宗，新儒學的突破才是完滿的。

正如禪師們願意將此事割讓給儒家。由於這個原因，從周敦顧開始，宋代新儒家將構建儒家超越的精神學說作為中心任務，並以天理思想的出現為高潮。

因為新儒家強調生活與創造的彼世，為唐宋轉型中的入世運動提供了支援。

由於趙宋皇家對於建立新秩序的需求，以及對佛道信仰的支援，融合佛道思想的新儒家在宋代得到了巨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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