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性的理解方面，陶淵明明顯傾向於老、莊的自然人性論

人們心中，陶淵明主要是高雅脫俗的隱士形象，鍾嶸《詩品》稱陶淵明為

“隱逸詩人之宗”。中國古代隱士文化歷史悠久，古代士人大抵非隱即仕。兩千多年計程車人心路歷程史，其實是儒家建功立業思想與道家隱逸思想交替的歷史。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以及修齊治平的歷史使命使得他們崇尚事功，期望通過出仕參政的方式，實現“兼濟天下”理想，這樣的生活會給他們的身心帶來很大的束縛，而且無情的現實往往會一次次擊碎他們的理想，道家的隱逸生活往往能夠滿足他們追求獨立人格和自由的需要，所以仕隱就成了中國士人徘徊的兩條道路。

這種衝突在陶淵明那裡表現得尤為明顯。陶淵明早年就萌生了隱逸思想，當他步人官場以後，對現實失望，隱逸思想更加強烈。經過多次仕與隱間的徘徊與選擇，他終於選擇了歸隱田園。陶淵明二十九歲第一次步入仕途，擔任江洲祭酒是歲為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

”。但是不久，因“不堪吏職”（《晉書？陶潛傳》）而辭職。第二次，出任桓玄幕僚，因為母守喪，再次去職。第三次，陶淵明任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數月之後，為彭澤令。

不久即有

“不為五斗米折腰”事件，解綬去職，至死不就。年輕時，淵明本有濟世之志，但由於魏晉時期的血腥政權，他不斷在仕與隱之間徘徊。歸田之後，《歸去來兮辭》中其掙脫牢籠的喜悅心情溢於言表：“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歸田園居》其一雲：“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在《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Ｘ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等詩中，他多次表達自己與古代隱士心意相通，表示“聊得從君棲”的願望。《飲酒》詩第九首借田父勸仕，以“吾駕不可回”作答，表明他的隱居之心堅決。歸田之後，他生活每況愈下：“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非常貧困，甚至要靠叩門乞食度日，《乞食》雲：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但是，歸隱的選擇已不再改變：“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借燕子不背離舊巢的志行，表達歸隱決心。陶淵明生活的年代，儒道釋三家思想並存，他或多或少對各家思想都有接觸。慧遠駐廬山後，佛教淨土宗興盛，舉行了有八十名僧人參加的歷時一年的佛經翻譯活動。《蓮社高賢傳》中說：“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雲‘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攢眉而去”，可看出陶淵明對佛教的態度。雖然他對生死也很達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五嶽旦作和戴主簿》）。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是他畢竟認為“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並不相信佛教輪迴報應之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順應自然，與自然化而為一。所以，陶淵明隱逸思想主要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朱熹認為“淵明所說者莊、老”。陶淵明批評當時社會道德淪喪，世風澆薄，人人競奔於榮利。因而他懷念上古的淳樸和太平：“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贈羊長史》），“黃唐莫逮，慨獨在餘”（《時運》），“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感士不遇賦》）。受道家小國寡民社會影響，陶淵明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

對人性的理解方面，陶淵明明顯傾向於老、莊的自然人性論。他說自己：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稱他所在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把擺脫了官場稱為“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主張不“以心為形役”，不願被功名利祿束縛，保持人性的質樸純真。“真”字在陶詩中多次出現，如“養真衡茅下”（《辛丑歲七月赴假江陵夜行塗口》），“此中有真意”（《飲酒二十首》其五），“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詩中悠見南山以及目觀飛鳥結伴歸巢的自然景物，透露出道家思想的與世無爭、清靜無為。這也是莊子提倡的“法天貴真”思想，《漁父》中雲：“故聖人法天貴真”，他成就的不是事功的人生，而是審美的人生。這種崇尚自然的人生態度反映到他的詩歌創作上，就是平淡自然、質樸真率的藝術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