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承彥確屬沔陽（仙桃）名士，但湖北襄陽也有黃月英“故居”

爭遺址之風可以休矣

○ 黃團元

日前，廣西靈山縣人民政府以紅標頭檔案形式。頒發《靈山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成立〈

武則天她媽在欽州

〉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組的通知》，引起輿論大譁。為什麼？除了“她媽”輕浮，還在於與武則天母親有聯絡的地方，國人印象中只有弘農華陰（陝西華陰）、山西永濟，好像對廣西靈山傳之不多。正如筆者家鄉

湖北仙桃的“諸葛亮讀書檯”、“狄仁傑紀念館”

。

仙桃是1986年由沔陽縣撤改仙桃市。《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夫人黃月英（阿醜）確實寫作沔陽人，

其父黃承彥確屬沔陽名士，但湖北襄陽也有黃月英“故居”

；唐代狄仁傑在名曰“復州”的沔陽任過刺史，但山西人怎麼到沔陽當官，一直被外界懷疑。對名人故里、名人任職地的爭奪，現今愈演愈烈。十八年前，我就在《文匯報》發表過的相關文章，現予曬出——

最近，一塊“漢蔡侯造紙遺址”的石碑在武漢市江夏區（原紙坊鎮）一“森林公園”內赫然聳立。這處“中華古文化遊樂園”的景點一開放，便遭到有關專家的質疑：

據史料記載，紙坊鎮出現造紙作坊是在唐代，而蔡倫發明造紙術是在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與其相隔四個朝代至少500年。

何況在陝西洋縣龍亭鎮現有儲存完好的“紙聖蔡倫”的祠、墓……專家們由是呼籲，文物遺址應該以史料為準，不可造假做假，以訛傳訛。

近年來，類似“蔡倫移民”和“

漢蔡倫唐代造紙

”的現象，在各地並不鮮見。如河南省的鹿邑和安徽省的渦陽，就發生過誰是道家始祖

“老子故里”之爭

。在江蘇和浙江，也上演了爭奪歷史名人和民間傳說人物的“內戰”。

先是爭奪“西施故里”

，接著便是杭州和鎮江爭奪誰是

“許仙與白娘子”的發源地。

去年，杭州、寧波、紹興又上演了

“梁山伯與祝英臺”源自本地的三地爭“傳說”

：杭州花巨資重建了“梁祝”讀書的“萬松書院”；寧波出示了“地方誌”，梁山伯古墓等實物；紹興則理直氣壯地強調是祝英臺的原籍……真個是引經據典，查史抖證，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互不相讓，爭奪和標榜甚至假造名勝古蹟的，國外早有先例，只是我們千萬不能“進口”：前些年，

有幾個國家的園林主人都說他們園內的蘋果樹都是由當年牛頓觀察過的那棵蘋果樹嫁接培育而成

。隨著遊覽人和質疑者的日益增多，一組英國的遺傳學家便介入了此事。

他們採用“遺傳指紋”鑑別法，將那些樹的 DNA基因組的排列序列與“原始樹”相對應

。可是後來有人告知“牛頓蘋果樹”已於1820年被人砍伐了。無奈之際，

他們只得又去尋找多年前的樹樁……此外，還有人公然聲稱珍藏有耶穌的“裹屍布”。

待到人們瞻仰之後，又爭執說是假的……如此等等。

作假復古卻為何？爭名奪利為收穫。收穫什麼？國人現時的流行語是“文化演戲，收穫經濟”

……招徠旅遊者或客商，借“名”生“利”。不可否認，利用傳統的文化資源造福地方未嘗不可。問題在於，有意或無意造假的地方，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發展經濟，並非只有名勝古蹟才能引人觀光或投資。

誠然，中外人士登臨泰山，瀏覽的是名氣；瞻仰杜甫草堂，薰陶的是文氣；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感染的是骨氣；到深圳旅行，領悟的是改革開放的豪氣。如果說這些名勝古蹟及其新面貌靠的是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政策優勢，那麼，人們去南街村，去紅旗渠，去華西村，一樣的可以感受到難忘的歷史，感受到戰天鬥地的氣概和新時代的開拓精神。就是山東省以農業為主的壽光市，也有不計其數的人慕名而去，去辦企業，去學種菜，去請師傅。這就是說，

沒有悠久歷史、輝煌名人和優美傳說的地方，一樣的能夠吸引人們絡繹不絕地去參觀旅遊，去投資建設

。

由此可見，

“祖宗”給後人留有“餘蔭”的，後人可以享受，也應該責無旁貸地錦上添花；沒有留下“閃光點”甚至留下的只是窮山惡水的，一樣的可以依靠黨的政策，自力更生地創造出輝煌的業績，把不見經傳之地裝點成新的“名勝”之地，裝點成新的名勝之地

，如此理解，爭名奪利就沒有多大的意思了，更沒有必要像外國人那樣，勞民傷財地造假做假，以沾其“光”。（原載《文匯報》2002年6月11日 〈〈學習月刊〉〉2002年第8期）●

黃團元，高階編輯（記者）。發表各類作品約500萬字，文章散見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瞭望》和《博覽群書》等報刊。曾有各種體裁文章入選語文課本、教輔、高考中考資料、試卷及各種文叢、文集；公開出版《說黑道白》、《民族瑰寶馬寅初》、《胡適的謙和雅量》、《梁啟超之路》、《文人有行》、《諸葛亮用兵》和《劉邦用人》等多部長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