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從偶然與必然中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書評

《大分流》，［美］彭慕蘭 著，黃中憲 譯，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4月。

《大分流》其書：何為“大分流”>

《大分流》迴應的是經濟史研究中最為經典的問題之一，為什麼西歐是世界上最先轉型至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地區，而曾經與它相似的中國卻在18世紀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釐清的事實是，近代時期中國和西歐的發展狀況究竟如何。

彭慕蘭在本書第一、二部分所展現的，是一個令多數學者都不敢相信的圖景：直到1750年之前，東亞和西歐，或者更具體來說，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與西歐最發達的英格蘭有著無數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地區在人口、資本積累、技術、土地與要素市場、家庭決策等各個方面的相似度都非常高。當視角轉到奢侈品消費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上，彭慕蘭發現東西方確實存在不同，但這些不同又都不足以產生中西分流。特別是，從生態制約的程度上來說，中國（和日本）的核心區域和西歐的核心區域所承受的壓力幾乎是一致的。

於是，《大分流》的第三部分解釋了中西分流的主要因素。彭慕蘭認為，歐洲19世紀與舊大陸的分流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煤炭資源分佈的優越地理位置和新世界的發現。這兩者使得歐洲是否集約利用土地變得不再重要，同時造就了其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增長。全球局勢使美洲成為歐洲所需初級產品的主要來源地，極大緩解了歐洲的生態制約。這份幸運使歐洲能夠轉而走上資源密集型、勞動力節約型的道路。與此同時，亞洲卻陷入了發展的死衚衕，在原先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節約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對於西方的學者來說，本書和加州學派很多學者的著作一樣（例如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李中清和王豐的《人類的四分之一》），打破了曾經盛行的“衝擊-迴應”模式以及歐洲中心主義，讓他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歷史上的發展。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是這樣評價此書的：“彭慕蘭利用歐洲的發明——經濟學——推翻了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人再也不會以為歷史上只有他們曾站在經濟增長的大門前了……”

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這更是一本極富開創性的著作。《大分流》的一大貢獻在於指出了互動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的重要性。誠如彭慕蘭所說，“……諸如‘為什麼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之類聽起來古怪的問題無疑並不比人們更為習慣的‘為什麼江南沒有變成英格蘭’天生更高明，但它們也並不更低劣，它們還具有重要的優勢。”我們不應以江南或英格蘭任何一地為標準，也不應忽視兩地在前工業社會發展中任何具有普遍性或特殊性的內容。

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國經濟史學界，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在於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為什麼“失敗”——沒能最先發生工業革命。這本書無疑讓學者們意識到，現代經濟增長可以有多種形態。

不過，雖然《大分流》一書為學界認識大分流問題作出了極大貢獻，但也並非沒有缺憾。本書大量的證據都來自於二手文獻，而非一手材料。這樣做會使得所列證據存在某種選擇性偏差，即作者可以只展示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證據，而忽略文獻中涉及的其他不利證據。

圖為清人虛谷作品《小橋流水圖》，從中可看到在中國傳統經濟社會讓人比較嚮往的生活場景。

從《大分流》談開去：何時“大分流”與何以“大分流”>

在《大分流》出版後二十年的時間裡，關於大分流的討論從未停止。《亞洲研究雜誌》2002年的五月刊刊登了4篇有關《大分流》的評論文章，包括黃宗智的書評、彭慕蘭對黃宗智的迴應，李中清、康文林和王豐對黃宗智的迴應（彭慕蘭在書中有關中國人口模式的證據主要來自於李、康、王的研究），以及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與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的評論。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由黃宗智最先提出的關於中國的增長是發展還是內卷的討論。

黃宗智認為，彭慕蘭在書中描繪的江南過於樂觀，而描繪的英格蘭過於悲觀。他認為書中將英格蘭在18世紀及之前經歷的五大革命性的發展，包括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轉型和消費變革，解讀為了內卷型（指單位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變化，而將江南在18世紀愈演愈烈的人地矛盾下產生的內卷型增長解讀為了發展型變化，以此讓兩地在1750年前後的發展模式顯得極為相近。他同時指出，書中偏重用數字衡量增長和發展，忽略了當地的真實情況。

不過自黃宗智之後，關注於農業的大分流研究卻較少。馬德斌與彭凱翔在他們的最新研究中指出，農業本應是大分流研究中最為重要的議題，但似乎在這二十年被學者們忽略了。因此，他們重新從農業生產的角度迴應大分流問題，提出要將季節性納入對中國增長形態的考量之中，尤其是考量季節性對中國農業和手工業間互動關係的影響。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提出的理論所示，人口增長會提高土地耕種頻率並促進勞動力使用技術的創新，使得農業呈現出“集約化”狀態。與此同時，前工業時代中國經濟明顯的季節性特徵，使得農閒時勞動力會從農業轉入手工業等副業中，增加了勞動力的年工作天數，最終增加了年收入。他們的新研究無疑為學者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識內卷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角度。

除了對江南18世紀的發展模式是內卷型還是發展型的討論之外，學界對大分流問題研究的焦點還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即大分流發生的時間以及大分流產生的原因。

《大分流》提出，1750年前，東亞（以中國和日本為代表）與西歐的經濟發展道路都是相似的，而兩地間的分流則發生於18世紀末期。彭慕蘭後來修改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分流的時間大約是18世紀中期。《大分流》一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修正前人所認為的極早的分流時間，如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所認為的公元1000年，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所認為的14世紀。

近年來較為轟動的一篇文章是斯蒂芬·布勞德伯利（ Stephen Broadberry）、管漢暉與李稻葵發表於《經濟史雜誌》（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8年第4期關於中國和歐洲長期GDP的核算研究。他們發現，中西方分流時間早於加州學派所認為的時間，但也晚於早期的歐洲學者所認為的時間。按照他們的核算，1700年中國GDP是英國GDP的70？右，1750年為44？而到1850年，這一數值已經下降到了20？即使只比較江南地區和西歐發達地區，GDP間的差距也於1720年前後開始逐漸拉大。

關於大分流的成因，近二十年來學者從制度、文化、人口、技術、產業結構、貿易、國家能力等各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總的來說，更多學者在解釋現代經濟增長起源時更注重其中的必然性，而非偶然性。例如，黃宗智認為英格蘭之所以最先發生工業革命，如前所述的五大革命性轉變是根本前提，而中國（或江南）在18世紀卻一項都不具備。趙鼎新則指出彭慕蘭的分析缺少對中西方制度因素的比較，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富庶地區與西歐較發達地區的生活水平是可比的，當時中國的低技術創新回報率及儒家意識形態的強勢也無法使中國在19世紀前後產生任何根本性突破。

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的《近代英國工業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則強調了英國的高工資模式和低能源（煤炭）價格對於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性。這兩者也是與英國當時的城市擴張、貿易增長、農業進步、人力資本提高等轉變息息相關。中國明清時期的低工資模式和高能源價格則使得發展道路與英國不同。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最新研究也延續了他一貫的觀點，認為西歐文化與其他文化，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歐文化中的懷疑精神、開放態度與好奇心。這三種特質使得西歐文化更容易創造並吸納“有用知識”，促進了西歐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西歐走上了工業化發展道路。

不過，彭慕蘭也在後來回應《大分流》的爭議時提到，他並非認為制度變革或技術創造改良等造成分流的因素不重要，而是認為煤炭和新大陸的重要程度一直被學界低估了，並希望大家透過他的研究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歷史的偶然性。真理越辯越明，這些爭議極大推動了學界對大分流問題的認識，其實這也是研究應有之道，就如彭慕蘭在受訪（見陳黃蕊《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史研究——彭慕蘭教授訪談錄》，《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1期）中所說：“面對一些宏大的歷史課題時，僅憑一己之力提出完全正確的解釋是不太可能的。”而在不斷的辯論中，真實的經濟史也終有一天會被還原。

作者 | 胡思捷

編輯 | 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