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閬中"蓋因昆蟲而得名一說，果真如此嗎？

王萌/文

2016年12月24日晚，我信步走進杭州市體育場路一家名為“曉風”的書屋，徜徉中從推薦新書檯上隨手拿起一本裝頓設計典雅的《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不經意一翻，竟然正好是“說閬中之巴“ー文。

作為資深的考古學家、著名的文物專家孫機老人因倡導透過文物去探求歷史的奧秘、探求文化的變遷、探求古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來頻頻出現在一些重要媒體，但這篇最早刊載於核心期刊《考古》雜誌上的文章我尚屬第一次拜讀。

孫老以文物專家的獨到視角，從族群板楯蠻的歸屬演變和地域分佈，到巴人常用青銅兵器“短骹”上的所謂蟬紋與戰國時古文“良”字書寫的比較得出了象形的螳螂即“良”字與古文“良“字之形基本相同的結論並引證甲骨文學者、歷史學家陳漢平，歷史學家、考古學者王仁湘等人相同的觀點推論出“或以為巴蜀圖形符號與中原的甲文、金文並無關係這種說法不宜絕對化。就整體而言，巴蜀圖形符號是自成體系的但不排除其中個別圖形的結構曾受到古漢字造字原理的啟發，此良字即是一例。”

又說”矛上的良字在此處應讀閬，即閬中的閬。古代川中有些地名與昆蟲有關，比如朐忍就是一例。據闞駰《十三州志》說：‘其地下溼，多朐忍蟲，因名。’或謂朐忍即蚯蚓。則該地因多蚯蚓而得名。

閬中則可能是因多螳螂而得名

……矛骹以良字，足以表明此類矛的製作者為閬中之巴，或者至少是在他們的影響下產生的（《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孫老有關“閬中“蓋因昆蟲而得名一說目前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是讓人耳目一新的，無疑也為我們打開了又一扇探遠古文明的窗戶。但或許是智者千慮，文中將後來引申為地名用字的“閬”與作為漢字本義原的“閬“混為一談了。査《康熙字典》關於”閬”的註釋達八九種之多。

若按孫老之說也即是基於出土文物考古的研究發現，“閬”字最早應是形成於戰國時期的賓人即板楯蠻聚居地巴國，而問題在於周莊王的兒子，東周第五代國王周惠王（？一前652）即姓姬名閬，顯然早於春秋戰國時期長矛兵器上出現的閬字芻形，且可見“閬“字最先還是用於人名的。

況且，若是因“蟲“（螳螂）多賦予地名“閬”，其早期繁體字“閬”的外框就不應是“門”（門），面應是“鬥”（鬥）更合乎情理，因人與蟲”（巴蛇吞象的典故即出自巴國，這一帶又有將蛇稱之為“長蟲”的習俗）相鬥也隱含了巴人尚武好鬥、不屈不撓的精神。

有道是“例不十，法不立”，用文物考證作推論尤其需要更多的實物量才能支撐，如果青銅器（兵器）上的紋飾（巴蜀圖形）恰好又與一個地方（名稱）有直接的關連性，其長期積累下的重要物證、文獻就應是非常豐富的。

筆者不妨狗尾續貂按孫老的思路推論出另一種可能：巴這個族群（歷史上關於巴的最早記錄是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文上有殷王武丁的夫人婦好“伐巴方”一詞）最早生活的地方多有類似於“螳螂”的一種昆蟲，後在長期的繁衍生息、征戰遷徙歲月中，巴人逐漸將此蟲作為圖騰崇祭或民族記憶，直至將鍾靈毓秀、富庶秀麗的這方沃土取名為“閬中”，時間大致就在作為姬閬的封地之後、巴國遷都滅亡之前。

姬閬 周釐王姬胡齊之子，東周第五任君主，在位時間：前676年-前653年）

換而言之，“閬”字現在雖作為地名專用字，但最初也許並非土生土長而是先民們與生俱來的舶來品。孫老在文未還寫道：“巴蜀古史的底蘊誠難一舉揭開，但對閬中之巴的地位卻似應給予更加充分的重視。”此言倒是不虛。

誠如已故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教授所言：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構成中國文明起原和發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的不少問題，恐怕須由巴蜀文化來求得解決。